摘要：杂文经典篇目《拿来主义》，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传统课文。本文仔细研究鲁迅先生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试图走出曲解和迷信权威的教学误区，科学地还原文本的本来面目，力求正确的教学指向。
　　关键词：拿来主义；语文教学；文本

　　作者简介：祝宇，任教于湖南省岳阳市岳化一中，教育硕士，中学高级教师。
　　
　　鲁迅先生写于1934年的《拿来主义》一文，堪称鲁迅杂文中的“精品”，也一直是历届各版本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项目”。文章旁征博引，语言犀利，讽刺性强，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激浊扬清，切中要害。但是，笔者在教学本文时，发现文章在语言表述、论证逻辑和主旨等方面，有些瑕疵、漏洞，乃至是失误。现提出来商榷，以供大家参考。
　　一、语句方面的瑕疵
　　1.“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第1自然段）
　　在该句中，“几位”和“们”语意重复，因为“几位”给“大师”做定语，已表明是复数概念，那么其后就不需要再加上“们”表复数，所以此句犯了重复累赘的语病，可以删掉“们”。
　　从逻辑上来说，这句话犯了误用集合的错误。误用集合是指在应当使用非集合概念的地方误用了一个集合概念而造成的一种逻辑错误。“大师们”是集合概念，集合概念是反映集合体的，是对一类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反映的，前面不能加表示数量的限制词。这里应当使用非集合概念“大师”。
　　2.“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第1自然段）
　　在此句中，“苏联”本身就属于“欧洲”，但从文意来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苏联”并不属于“欧洲”。此句在行文当中犯了逻辑上的“相互包容”的错误。
　　3.“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第3自然段）
　　在该句中，用“究竟”一词略有不妥，在《汉语大词典》中，“究竟”是“到底”的意思，它往往用在表选择的问句当中，暗含一种寻根问底的语气。本句中的“究竟”应当改为“毕竟”（终究，终归，表示主观看法与客观实际是统一的）。此句属于近义辨析不清。
　　4.“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第6自然段）
　　在该句中，从“先有……后有……”的句式来看，二者是并列关系，那么，就应当将句中第1个“，”和第3个“，”改为“、”，将第4个“，”改为“和”，因为从标点符号的用法看，“、”连接的对象是名词短语，表示并列关系，正合适。
　　5.“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第6自然段）
　　这句话存在两个毛病。一处是误用“对于”，应该为“对”；一处是误用“发生”，应该为“产生”。两处都属于用词不当。介词“对”和“对于”是高考常考的一组虚词。在表示“对待”的意思时，用法大致相同，但“对”的使用范围比“对于”要广。凡是能用“对于”的地方都可以用“对”来替换；但能用“对”的地方不一定用“对于”来替换。具体地说，“对于”不能用在助动词、副词之后，而“对”前后都可以。这句话中，“对于”放在“也”的后面，而“也”正是个副词，因此是不恰当的。
　　“发生”和“产生”是一组同义词，都是指“不存在的事物出现了”。其区别是：“产生”着重指生出来，从某一事物中产生新的，对象较广，可以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作用、效力、疑问、变化、问题等(这一点与“发生”用法相同)，还可以表示另一些抽象的事物(如理论、意见、作风、国家等)、某些具体事物(如货币、文字、作品、温度等)和人(如英雄、伟人等)。而“发生”着重指出现，对象较窄，常见的只有另一些抽象事物，如运动、事件、转折、争论等。恐怖是一种生理现象，习惯上和“产生”搭配而不和“发生”搭配。因此，这句话应作如下改动：“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洋货产生了恐怖。”
　　6.“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第6自然段）
　　在该句中，“因为”已经表明句子是因果关系，而句尾又出现了“……的缘故”，造成了句意的重复罗嗦。
　　7.“……欣欣然的蹩进卧室，……”（第8自然段）
　　在该句中，定语标志词“的”应该改为“地”，因为“欣欣然”是“蹩进”的状语，故应用状语标志词“地”。文中类似的地方，还有“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中的“的”字，也宜改为“地”字。固然，当时的语言规范中，“的”“地”不必分清，但是，随着语言文字的规范，理当与时俱进，统一标准，以免使学生产生错觉。
　　（笔者注：以人教版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4》所选课文为例，全文共10个自然段。）
　　二、逻辑方面的失误
　　《拿来主义》提倡“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原则和态度，不仅仅是在当时，即便在今天乃至将来，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文章在论证“拿来主义”的过程中，在“破”和“立”两部分，都存在着逻辑不够严密的地方，影响了表达的统一性和论证的周密性。
　　一处地方，是对于“送去主义”的论述，即“破”的部分。文章这一部分的基本思路是：送去的表现——送去的恶果——所以要实行“拿来主义”。考虑写作这一部分的用意，当是为树立“拿来主义”作铺垫。可是，仔细推敲一下“送去的表现”与“送去的恶果”之间的逻辑关联，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关于“送去的表现”，文中列举了“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徐悲鸿等艺术家在西欧举办绘画展览，梅兰芳去苏联献艺等三件事情。值得探究的是，所列举的这三件涉外艺术交流活动，是否会导致“抛给”的严重后果，即是否会导致“送”光了家底而我们的子孙只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的惨痛结局。如果“送去”的“东西”是指土地、物资，其目的是卖国求荣，求得一时的苟安，像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友邦之欢心”那样赤裸裸的卖国主义，那么，“只是送出去”的确会导致亡国亡家，我们的子孙再也“拿不出东西来”。但是，文章一开头，讨论的范围就被规定为“别的且不说”，说的“单是学艺上的东西”。在“学艺”方面，“古董”只是展览，当然就不存在“送”的后患。徐悲鸿、梅兰芳等艺术家的艺术展示，更是一种交流行为；这种“送”不仅不会把自己“送”单薄了，而且只会把自己“送”得更丰满。著名作家萧伯纳说得好：“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相互交换，我们仍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相互交换，我们彼此就拥有两种思想了。”况且，艺术无国界。所以，拿“掘起中国的煤来，给全世界用”来作类比，很不恰当（因为“送展”“送画”“送京剧”与“送煤”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拿来主义》在关于“拿来”的对象的论述上，违背了思维的同一律的要求。从整体上看，在因果论证部分，“拿来”主要是针对“送去”和“送来”而言的，可文中“送去”的东西中，作类比的“煤”等东西，远远超出文化范畴；“送来”的东西中，“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还有按照“棉麦协定”运来的“小麦、面粉和棉花”等东西，也远远超出文化的范畴。如此看来，“拿来”的对象不可能局限于文化范畴。可是文章的结尾却落到了要在文艺上实行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些，显然是思维前后的不统一。
　　还有一处地方，是关于“因为祖上的阴功”而得的“一所大宅子”派生出的种种问题。这所“大宅子”是指什么呢？鲁迅先生的意思可能是想说，先不要顾虑重重，不管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宅子，“拿来”再说。可是，原文是这样写的：
　　“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这里就产生一个逻辑问题：既然是“因为祖上的阴功”（固然是作者“姑且这么说说”的，但毕竟确定了一个前提）得来的“大宅子”，就不会是“骗来的，抢来的”，而应该是合法得来的，或者，合情合理得来的。原文将“大宅子”得来的各种方式逐一罗列，似乎前后矛盾。再有，就如何“得”宅子的手段时，又旁生出一个道德价值观的问题。无论是“骗”的还是“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似乎意味着不择手段被认可。这样，就陷入了道德价值观的悖论之中了。
　　其三，在立“拿来主义”的论证部分，用“大宅子”来类比“拿来”的对象，可是“大宅子”中，却有“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的“烟枪和烟灯”，那么，“大宅子”显然不可能比喻外国的东西；可是前面已经论定，“拿来”是针对“送去”和“送来”而谈的，按照思维同一律的要求，所指的东西必定应该是外国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篇文学作品，且是杂文，不必要字字、句句都要有来历，不必要字字、句句都去落实。但是，无论什么文章，都不能违背基本的逻辑取向和必要的道德准则。笔者认为，文中的这几处失误，或者使得因果推理的因果链发生断裂，导致条件类比推导不出结论；或者所涉及到的“骗”和“抢”等手段，又牵扯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和道德价值判断；或者说法欠周密，使得前后表述矛盾。可以说，这几个失误，导致文章的结论，说服力不强。
　　三、关于第9段的思考
　　《拿来主义》第九段涉及“鱼翅”“鸦片”“烟枪与烟灯”“姨太太”等事物。笔者执教此文多次，每次教此段，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似乎自己“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与许多教师一样，起初，笔者也是照搬了教学参考书中的权威说法：
　　“……本段运用了比喻论证。其中：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互见部分；烟枪和烟灯：比喻旧文化的形式，如八股文等；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部分；……”
　　（《教师教学用书》，2008年12月版，第33页）
　　从局部说，粗略一看教师教学用书的这些说法，似乎也显得十分贴切。但细究之下，疑窦丛生。
　　词语诠释上，将上列事物一概纳入“精华”“糟粕”二元对立的范畴，采用极端的“两点论”分析课文，不能合理诠释作者写作本文的原意，未能准确地揭示《拿来主义》的思想内涵。因为，事物既被归为“糟粕”，就很难称“有益”——参考书的这种折中的说法，自相矛盾。
　　例如，“鸦片”作为一种事物，不可能同时具有“精华”“糟粕”两种对立属性；“鱼翅”既为“精华”，鲁迅就无须反对“用它来宴大宾”。“烟枪和烟灯”显然也不能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纳“精华”“糟粕”说于《拿来主义》分析之中，难以避免地造成了理解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倾向。
　　首先，分类未能运用正确的标准。《教师教学用书》的分类标准，是“精华”“糟粕”这两个表示二元对立关系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鱼翅”和“姨太太”；而“鸦片”“烟枪和烟灯”属“精华”“糟粕”兼而有之的事物，实在无法纳入这一标准之中。从行文看，鲁迅考虑的类别标准是“鱼翅”等事物的“用途”，即大用或者小用，有用或者无用，而不是非好即坏的“精华”“糟粕”这两个极端。
　　其次，分类亦未顾及语言形式。第九段中，“鱼翅”等事物被分置于三个复句之中。“鱼翅”“鸦片”两词所在的两分句间，明确使用了分号，这无疑标识，鲁迅先生写作时，是视“鱼翅”“鸦片”为同一类事物的。
　　再次，分类未能吻合原文思路。《拿来主义》末段，鲜明地提出了对从“大宅子”中“拿来”的事物所采用的三种处置方式：“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仔细推究全文，“使用”的方式，当是针对“鱼翅”“鸦片”而言；“存放”的方式，当是针对“烟枪和烟灯”而言；“毁灭”的方式，则当是针对“姨太太”而言。既然“鸦片”可“供治病之用”，即有其“使用”价值；既然“烟灯和烟枪”要“送一点进博物馆去”，也有其“存放”必要，那么，就不宜轻率将二者其归入“糟粕”一类。“使用”“存放”“毁灭”三个词，既是对实施“拿来主义”的三种具体方法的概括，也应当是对拿来“大宅子”后如何处置“大宅子”中各类事物这一问题的具体说明。否则，这三种处置方式，就失去了对原文语境的依托，成了空穴来风了。传统的分类，令九、十两段文字无法衔接，失去前后照应。
　　为什么会出现《教师教学用书》的说法和教学实际相互矛盾的悖论？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者不明历史事实和背景，所造成的误解。
　　《拿来主义》一文作于1934年6月4日。而鉴别“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糟粕”的问题，首见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1940年，毛泽东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一著名论断。应该说，鲁迅的形象分析与毛泽东的理论阐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或者可以替代。前者分析的是“拿来主义”的具体方式，后者阐述的是“批判继承”的一般原则。
　　正是因为这样，有研究者认为，《拿来主义》第九段涉及的事物，应当按照事物的“使用价值”分作三类，即有用的“鱼翅”“鸦片”一类，部分有用的(或者说部分无用的)“烟枪和烟灯”一类，无用的“姨太太”一类。也就是说，在“拿来”“大宅子”之后，对“大宅子”中的三类事物应取的三种态度及含义，应当如下认识：
　　（1）拿来使用类：鱼翅——类比有益无害的部分；鸦片——类比益大于害的部分；
　　（2）可供存放类：烟灯和烟枪—— 类比害大于益的部分；
　　（3）必须毁灭类：姨太太(制度)——类比有害无益的部分。
　　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可能更为符合文章的实际一些。只需要向学生讲清楚“类比论证”和“比喻论证”的区别就够了。
　　四、关于主题的探讨
　　对《拿来主义》主题的理解，长期以来，语文界一直持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说。
　　笔者认为，文章论述的，应当是如何对待外国事物和外国文化的问题，包括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
　　首先，“拿来主义”是针对“送去主义”而提出的。“送去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妥协投降政策。鲁迅在文章第一段举了“送去主义”的一些事情后说：“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接着在批判和讽刺了“送去主义”后又说：“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可见，“拿来主义”指的范围和对象，应当是外国。
　　从《拿来主义》的内容结构看，明显的是先破后立。文章先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批判了对外实行“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及“送来”的现状，然后立此存照，提出“拿来主义”。按论述的同一律要求，“拿来主义”只应是针对外国而言，不能因后面所用的是中国传统式的“大宅子”，而改换前面一以贯之的论题和对象；如果采用“中国文化遗产”说，就会导致前后脱节，内容不一。这方面已有不少文章论及，笔者在此不赘述。因此，采用“外国文化说”，就论述对象前后的一致性来说，较为正确。
　　从《拿来主义》的社会效应看，读者不难从文中对国民党当局的讽刺批判中，对“拿来主义”的形象生动、逻辑严密、准确传神的论证中，在如何进行对外交流的原理和方法上，得出这样的认识：实行“拿来主义”，就要否定“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恶意的“送来”，对外交往要礼尚往来，不能危害国家。要敢于接受外来事物，经过挑选，为我所用。要实行“拿来主义”还有待“新主人”，而不可能是奉行卖国政策的国民党当局。没有对外国文化精华的吸收，国家不能进步，文艺当然也不能新生。这些也正是文章末段包含和隐含的内容。作为互相联系的判断，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表达出非常深刻的思想，给人以深刻启示，产生出巨大影响。因此，对其主题的认识，也应当归结为“外国文化说”。
　　不过，虽然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如何对待外国事物、外国文化的问题，但“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对于如何对待我国古代文化也完全适用，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不过，并不能说这就是文章的主题，而是文章的题外之意。之所以读者和研究者产生“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说”之类的错误认识，是因为鲁迅先生采用了中国式的传统“大宅子”来说理，因而容易使人误认为“继承中国文化遗产”为文章主题。其实，“总之，我们要拿来”这一句，才是文章的宗旨和要义。
　　顺便提及一下，文中精妙的论述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扩展”效应，兼之作者本人长期在文化界工作的经历，还有研究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附会等因素，促使文章产生了“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题外之意。诚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参考文献:
　　[1]刘刚著.高中语文难点分析[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6.
　　[2]彭光品.《拿来主义》语句质疑[J].语文教学之友,2005(3).
　　[3]蒋军晶.教师，请学会解读文本[J].语文新天地,2004(11).
　　[4]董世群.我为鲁迅“改”文章[J].中学语文阅读,2006(1).
　　[5]陆精康.《拿来主义》教学中的一个问题[J].语文学习,2005(2).
　　[6]徐松.《拿来主义》主题的再探讨[J].中学语文教学,2005(10).
　　[7]吴在东.对《拿来主义》主题的再认识[J].阅读与写作,1998(10).

作者单位：湖南省岳阳市岳化一中教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