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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筑。然而视角不同，写来各有特点。多宝塔是“风铎鸣四端，栾栌与户牖，恰恰金碧繁”、“至今铁钵在，当底手迹穿”，重在整体与个别形象的交叉。玉像殿则“迭霜为袈裟，贯雹为华鬘”，只取玉佛雕像。两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观音堂却浓墨重彩，大肆铺排：“六楹排玉镜，四座敷金钿。
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然。众宝互低昂，碧珮珊瑚幡。风来似大乐，相触声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点缀佛髻上，合为七金冠。”再附设舍利珠、玉笛。既表现佛堂金碧辉煌，又突出佛像圆通金像，由大到小，逐层铺叙，声色俱有。然而诗人更将圆。
宝堂豁三门，金魄当其前。月与宝相射，晶光争鲜妍。”于是观音堂的光辉尽落眼中。
天明之后，独游山径。韩愈《山石诗》描绘这一场景，寥寥数语、写意勾勒。白居易则工笔细绘，巧施丹青。点缀以乱竹、寒蝶、山果神祠，登危石而心惊，承山风而体轻。山林逸趣，具体细致，令读者如悠然入其境。落日圆月，是诗歌的永恒题材，不落俗套，绝非易事。白居易笔下的日落月生，却令人耳目一新。“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时而红翠交辉、时而碧金相映，色彩绚烂，形象艳丽。“丹砂丸”、“黄金盘”比喻日月，颇为奇绝。以俗语入诗，却能化俗为雅。至此一日一夜游程，交代明白。其后则略去时间线索，截取典型山景细绘。蓝水萦山、时急时缓、东崖堆石，亦青亦润。诗人不仅描写游历实境，还将目接心仰、足行不到的山光池色写入诗中；“中顶最高峰，拄天青玉竿。
鼠同鼠令上不得，岂我能攀援。上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这又是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
山水诗中，往往将人文景致作为自然风光的附庸；而在散文游记中，人文景致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白居易此诗醉心山水，又着眼灵迹。不仅对寺院描摹工细，而且笔下佛子，仙真、神龙、高僧、名画、法书纷至沓来，大大丰富了山水诗的内容。诗人对一片石的佛家传说，王子乔的得道仙祠、吴道子画、褚遂良书都一笔带过，而对画龙堂的神龙听法、写经僧的鸽群协力等富于神话色彩的传说却是笔下生花、绘声绘色。笔墨详略浓淡，安排十分得当。
曲终奏雅，篇末明志，是山水诗结尾的惯常写法。诗中写景洋洋一千余言，为普通山水诗的数十倍篇幅，结尾抒情，向往野情逸趣、厌倦尘世俗务，也占据一百四十字之多，宣泄无遗。
诗歌按照时间顺序，以游山过程贯串始终，又不时间以人文景致、穿插心情感受，题材丰富多彩，致使叙事、抒情、写景浑然一体，构成散文化的山水诗，诗化的山水游记。
诗歌结构，从游山到游毕抒怀，首尾完整，井然有序。但于严整中时见腾挪起伏。后三月之游程即重加组合，并无严格时间线索。全诗或详或略，重点突出。同是山行，上山详而下山略；同是自然风光，详于前而简于后、详于实而疏于虚；同是寺院庙宇，则突出观音堂；同是人文古迹、则突出画龙堂、写经僧。行文挥洒变化、疾徐有致，结构可谓疏密有致，收放自如。
诗中刻画形象，色彩鲜明、姿态横生，新境叠见。或宏阔如“拂檐虹霏微，绕栋云迴旋，赤日间白·3544·《唐诗鉴赏大典》
雨，阴晴同一川”，或奇异如“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翮，开张俗飞骞”，或飞动如“扪萝蹋樛木，下逐饮润猿。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鳣”，或静谧如“日月光不透，绿阴相交延。幽鸟时一声，闻之似寒蝉”，搜幽探微，戛戛乎独造。
全诗洋洋洒洒一百三十韵，一千三百字，不落窠臼，不生硬拚凑，造语妥贴，颇见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就句法而言，于大量平常句式中，间以散文句法。如“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若岁有水旱”、“ 造物者何意”、“或铺为慢流，或激为奔湍”，都立异于一般的二、二、一句式，平中见拗，调节音律，腾挪有致。就字法而言，诗中用字偶见生僻，但通篇不以艰涩奥衍取胜，而以圆转晓畅见长。清人刘熙载评白诗用字“用常得奇”，实非虚言。看似平常，却是苦心经营，大巧若拙。如“树木多瘦坚”写形得神、“韵若风中弦”天趣自得、“眼界吞秦原”的大胆想象、“白珠垂露凝、赤珠溶血殷”静态动写，俯拾皆是。
清人赵翼举以此诗与韩愈《南山诗》相比较，赞之曰：“层次既极清楚，且一处写一景物，不可移易他处，较《南山诗》似更过之。”（《瓯北诗话》）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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