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熬到了1945年，集中营里时常传来枪炮声，朱敏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1月30日，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可怕。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她和难友们开始疯狂逃跑。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的朱敏，被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她，被当作与苏联红军谈判的人质带了回去。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爹爹是老中医”

“你叫什么名字？”

“赤英。”

“父母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的？”

“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我被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

出于本能的自保，朱敏获救后，面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仍是不变的回答。然而，每当提起中国，女孩就忍不住流泪。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孩，引起了收容站一位新政委的重视，他多次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

“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终于有一天，百感交集的朱敏，鼓足勇气脱口而出。

政委愣住了，连连惊叫：“天哪！这么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居然可以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

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离别4年后，辗转收到爹爹的第一封来信。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泪水湿透了纸背。

苏联结束战争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朱敏却选择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

1950年，朱敏趁大学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的离别已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对于那段集中营经历，朱敏几乎没有提及，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更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朱德家的平民教育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都是军人的刚毅与冷静；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流露着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时，她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世。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炽热的内心。

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他们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他却硬把朱敏赶到了北师大集体宿舍。那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朱敏一家在这里住了4年。之后，他们搬进了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才调换到了如今居住的房子。

不光是朱敏和刘铮，就连他们的6个孩子也接受了爷爷的平民教育。1960年，朱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上学，学校离家有好长一段距离，朱敏心疼，就在司机面前唠叨这件事。可是，事情让朱德发现了。第二天，朱德推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走了过来，“自行车难看，同学们会笑话。”孙子不乐意了。朱德也不生气，笑着问：“爷爷大还是你们大？爷爷大，才能坐4个轮子的车；你们小，就只能坐3个轮子的。”孩子们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去了学校。

由于自己的豆蔻年华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粗糙地度过，朱敏特别希望生个漂亮的女儿，让自己失去的一切能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可是一连生了4个男孩后，直到第5胎，她才有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圆了自己的梦。

“孩子们现在都独立了，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朱敏与刘铮已经共同走过50多个春秋，在评价与老伴的婚姻时，刘铮说：“我比较活泼，爱活动；她稳重，不愿到处转。她一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在教育事业上贡献比较大。”对老伴赞不绝口的刘铮也有自己出色的履历，他曾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了两个任期，还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处长、礼宾司处长。1984年，刘铮离开外交部任职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主任，并在这一职务上离休。

“我和朱敏的这一生，她改变我更多一点，谁让她身体不好呢。我要当好她晚年的拐棍和眼睛，携手共度晚年的平民生活。”刘铮无限感叹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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