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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骑马过来，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军官刚翻身下马，袁也烈就带着战士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然后让副官把“俘虏”押进营房，并向指挥部报告。不一会儿，副官慌忙跑来报告，说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什么？糟糕！”袁也烈连忙跑去“请罪”。朱德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三人相视，发出朗朗的笑声。
牢狱生涯 坚贞不屈
1931年2月3日，袁也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随后，他化名袁映吾赴上海养伤。
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的住所，搜出党内文件24份，袁也烈和同在学习党内文件的桂仰之被捕。在押解途中，袁也烈机警地告诉桂仰之，敌人审讯时只说文件是袁映吾的，别的什么都不要承认。敌人连夜审讯，问袁也烈是不是共产党？袁也烈答：“不是！”“这些共产党文件是谁的？”“是我的。”“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姓王的寄放在这里的。”“姓王的在哪里？”“不知道！”敌人接连毒打拷问，袁也烈始终坚守秘密。
南昌起义通电
次日上午，同在上海养伤、给袁也烈传送党内文件的红军干部张剑萍，走到袁也烈住处时，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中午，敌人把袁也烈、张剑萍押到一起对质。
“你认识他吗？”敌人指着张剑萍问袁也烈。
“不认识。”袁也烈回答。
“文件是他给你的吗？”
“不是。”
凶狠的敌人当即把袁也烈打翻在地，拖进刑讯室，上电刑、坐老虎凳，妄图逼迫袁也烈屈服。但袁也烈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份。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由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6月29日判处袁也烈有期徒刑5年，关进提篮桥监狱。
1932年7月26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依照大赦条例，将袁也烈徒刑5年减至3年零4个月。
1934年10月，袁也烈服刑期满。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员谈话“察看”，迫令袁也烈写悔过书。袁也烈当即答复：“我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可悔过的。”上海特别市党部遂以“袁映吾始终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并无悔过诚意，应送反省院反省”，函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0月29日，袁也烈被解送上海市公安局，转送苏州反省院。
苏州反省院是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它采用种种手段，对革命者进行所谓“反省”、“教育”。袁也烈每次参加听课和阅读有关书籍，就利用各种形式，对其中愚弄和毒害人们灵魂的内容进行揭露和批判。反省院要反省人员天天写反省日记，袁也烈常在日记里写些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民主革命的体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对敌人进行回击。反省院规定，反省人员的“反省期限”为六个月。袁也烈到反省院六个月后，却仍未被释放。直到十个月后的一天，袁也烈意外地被通知到院方候保室，他被告知：“只要办好找保手续，写好出院声明，就可以释放出院。”袁也烈写信回家，家里花钱托人办了找保手续。但他写的出院声明，却一次次被打了回来。院方将别人写的出院声明给他看，要他仿照着写。袁也烈不上敌人的圈套，他向候保室的人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反政府言行，你们是有案可查的。叫我怎么写反共自首声明！”候保室的人说：“你的脑子没有转变，还是怕写了声明，共产党不再要你。”袁也烈说：“在巡捕房，我没有屈打成招，现在办出院手续，也只能按我的实际情况办。”
经过袁也烈同院方的反复斗争，院方无可奈何，同意他写了一份“弃商就农”的志愿书，于1935年10月将其释放。
德州谈判 针锋相对
1946年初，时任渤海军区司令员的袁也烈和政治委员景晓村指挥部队北移山东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德州伪军武装。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2月5日，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十五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来到德州城东南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地土桥镇。美方代表怀特中校首先以小组主席的身份说明来意，国民党代表刘金明上校油腔滑调，硬把德州城内的伪军称为国军。袁也烈走到军用地图前，义正辞严地揭露自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被德州城内伪军抢掠过的村庄位置和人民深受其害的事实，并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州城内伪军继续为非作歹，那我们的回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时，怀特中校突然站了起来，盛气凌人地瞪大眼睛，伸出三个手指说：“怎么，你们要攻打城内的国军？我作为一个美国军人，敢断定你们三个月也奈何不了他们。”袁也烈神态自若地面对着怀特，也伸出三个手指说：“尊敬的中校，你是为和平来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我也敢断定，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城内伪军，请记住，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
袁也烈像在战场上指挥战斗那样，掌握着这场外交战的主动权。经过几天的会谈和执行小组的调处，双方终于就如何在德州执行停战命令达成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国民党军代表是新任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中将，我军代表是袁也烈司令员。
在为达成协议举行的宴会上，肥头胖脑的王继祥几杯烧酒下肚，便有些忘乎所以，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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