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他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他在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

　　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总指挥。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任红军总司令。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11月～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第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后挫败打胜了第一、第二、第三次中央苏区反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1年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红军的阶级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训练等问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论著对进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所部以大兵团伏击战法，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国民党军主力近三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1935年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6月第二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先后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及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0月，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1937年6月，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书记。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月，率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挺进晋东南。1938年4月，同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命令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巩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朱德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摩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部进犯太行抗日根据地，他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打击朱怀冰部，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10月，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从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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