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为占筮之书，自《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已有孔子作《十翼》说，《河图》《洛书》、生蓍等说也都由来已久；但欧阳修却“勇于敢为”，对之进行了大胆怀疑。欧阳修作《易或问》、《易童子问》之后，一再申明自己尊经贬传的思想和对《系辞》的怀疑，把它当作进士策问的题目来询问考生，并于去世那年作《系辞说》重申此论时自信地说“稍稍以余言为然也”(17)、“予之言久当见信于人矣”。如此汲汲地怀疑《系辞》等传，努力扩大其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汉代经学是在五德终始、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建立的。这种经学与上古人们较低的认识水平有关。中唐以来，这种粗糙的神学目的论与人们日见提高的认识水平相比已明显滞后，失去了市场。针对佛教轮回报应等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从理性主义出发都对神学天命说提出了怀疑和批判，力图用经验的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秦汉经学理论。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在运用理性主义和经验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反对谶纬迷信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18)，这是他专心怀疑《周易》的《系辞》等传的原因。
今天看来，欧阳修怀疑《周易》虽然有一些文献依据，有些认识比较深入；但又并非完全依据文献的结果，有些论述也不严谨(当然，这与文献学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他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比汉唐经学更符合经书的原貌。事实上，经籍的内容庞杂、成书情况复杂，与孔子的关系十分微妙。经书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和经书内容的合理性是两个问题，因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并不能用经书内容不合理说明经书本身不真实；传统的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明显表现了儒学的发展，不能以此认为传不解经，更不能说传者不是孔子的传人。但是，欧阳修在论述中却无视这些论证上的不严密，以他当时的思想为出发点，推尊孔子和经义，把凡是不合宋代思想的内容都认为不是孔子和其弟子所为，是值得怀疑的“伪说”、“异说”、“杂乱之说”，要用“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的精神将之“黜去”，这就使其疑经脱离了文献学范畴，具有使经书脱离原始神学和占筮迷信之书的性质从而转化为纯粹儒家经典的倾向，并且在具体进行中糅合进了提高了的客观理性意识。这明显与儒学复兴运动中反对佛老思想和谶纬迷信以期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学术背景吻合。这说明在符合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下，欧阳修将经学与儒学、孔子言论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其怀疑《周易》体现了他努力运用时代思想来纯洁经书内容、提升经书品位、恢复经学活力，从而达到维护经书、尊经崇圣的目的，这才是欧阳修怀疑《周易》的真实内涵(19)。这与欧阳修复兴儒学的思想相表里，也与宋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向形上发展的理路相一致，说明他复兴的儒学是一种新儒学(20)。
注释：
①杨按：为便于分析，文中资料主要以时间排列；对于时间不能确定者，根据思维逻辑的顺序排列。
②杨按：欧阳修认为孔子的文章应如《春秋》那样言简义深。
③杨按：于此稍后，欧阳修承《左传》认为“四德”为《艮》之《随》的四德，而非《乾》之德。
④有关“害经惑世”的所指，详见后文所述。
⑤杨按：在策问中，欧阳修依然有明显的“观象说”的倾向。
⑥欧阳修《文忠集》卷六十五，《传易图序》。
⑦杨按：吕南公曾云：“往日，宋咸注《周易》，自以无比；及欧阳永叔取郭京说照之，然后论者笑咸为盗翁。”(《灌园集》卷十二《复傅济道书》)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