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欧阳修的结论是：存世的《系辞》原出于孔子的赞《易》之文，但有亡佚、有讹误、有重复、有矛盾，为经师杂取而成，去取不精，问题较多。《文言》为汉代经师纂辑，其中有孔子《文言》的言论，也有亡佚和谬误，而且还有经师的解释。存世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都不是孔子的作品，经文也有亡佚和“臆出之说”。
二、欧阳修怀疑《周易》的主要思想
应该说，欧阳修对《周易》的怀疑较为全面，有根有据，认识较前人有发展⑦，有其深刻之处，反映了欧阳修敏锐的识见，从“繁衍丛脞”和“自相乖戾”两方面说明《系辞》等系古人取材多处、杂糅众说而成，接近了事实真相。应该说《十翼》均非孔子所作⑧，说《十翼》孔子作明显有“显立其传”的倾向。
但是，从欧阳修论证的过程和本质来看，欧阳修的这些观点又有一定的思想动机，有鲜明的主观倾向。虽然《十翼》非孔子作，但也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⑨，确为儒家言论，至少可以确认为战国时期的儒士所为⑩，这从《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以及《十翼》本身都能看出这一点，从马王堆帛书《周易》(11)、上博简也可得到印证。《十翼》的成书正反映了儒士们在孔子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积极吸取各方面材料，将《周易》及其理论纳入儒家体系发展儒学思想的努力。也许因此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才成为汉人的共识。这样看来，欧阳修的见解就不乏师心自用的主观成见了，是其经学思想的体现。欧阳修指出的“繁衍丛脞”就明显有以经书“言简义深”为说来否定《系辞》等非圣人作的主观倾向，有在特殊经学思想指导下以经疑传的倾向。今天看来，先秦古人言论多有为而发，文章多出于后人所记(12)，思想体系并不一定就决定着文章结构，更何况不同的记录者和流传者也可能会出现不同，《论语》的情况正表现了这一点，可见，“繁衍丛脞”可能反而反映了古书记载的内容较古老、真实，“言简义深”则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加工，人们怀疑《老子》为战国时作品即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欧阳修这种方法本身并非客观的文献学思路(13)，是以推崇经义的思想来看待经籍，有经学向义理发展的意味。这也是他没有具体论证却认为《说卦》、《序卦》和《杂卦》均非孔子所作的原因。
而其“自相乖戾”不但在文本的理解中有欧阳修的个人意气，而且不少地方还表现了“众辞淆乱质诸圣”的倾向：如《文言》四德与非四德的说明本是从不同的角度立论的，二者不存在矛盾，但主观意气已使欧阳修看不到这一点。对于八卦的产生，欧阳修指出三种说法自相乖戾，但却并非就此而止，而是进一步指出其中有“害经惑世”之言需“黜去”：他否定《河图》说，看似因其与“观象立卦说”矛盾，实际却因天授《河图》说有谶纬色彩，与“子不语怪”矛盾(14)；他反对生蓍立卦说，表明他承王弼重视《周易》义理(15)，但也表明他反对视《周易》为占筮之书，反对怪妄迷信之说。此二说正是欧阳修所言“害经惑世”的具体所指，因此他要用“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16)”的精神将其黜去。实际上，《系辞》有多神论和占筮迷信色彩，不少地方讲有意志的天，这也许是欧阳修重视反驳《系辞》的原因。他的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他对《系辞》和《文言》的认识：他认为《文言》“子曰”是孔子的原文，《系辞》“子曰”却是经师的解说，表明他更严于批评《系辞》。这表现出欧阳修经学中有较强的理性主义成分，而且较孔子的理性主义有了突出的发展。
“四德”的问题，欧阳修认为自己的认识最言之凿凿，但却经不住推敲：因为穆姜有这方面的言论，并不妨碍儒家以此来解《周易》、作《文言》。《左传》、《国语》中有多条《周易》筮例，说明《周易》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左传》所记为穆姜的言论，本不必出现孔子之名，这对认识孔子取资《易传》并无妨碍，《诗》、《书》等先孔子存在，先秦典籍引用时均不标明孔子，这并不妨碍人们认定孔子与《诗》、《书》的关系，更何况《易》的《乾》卦和《随》卦都是“元亨利贞”的吉卦，存世《文言》只有《乾文言》和《坤文言》(欧阳修也承认《文言》有亡佚)了；尤其是欧阳修一方面承认存世的《文言》原出于孔子《文言》，一反面又否定《文言》与孔子的直接关系，陷入了自相矛盾。可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