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

１、《雷》严格按照“三一律”创作，有尖锐的矛盾冲突的人物性格的冲撞，闪耀出烁目的火花；《茶》则没有完整的情节贯穿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分散穿插若干个生活画面，有生动鲜明的人物肖像（非形象），这些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画卷式”的结构，点面结合，每一幕体现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矛盾，从广阔的生活横断面上把纷繁复杂的矛盾接触点构成舞台形象，若续若断，从平凡的生活入戏，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既有雄伟的场面，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２、《雷》以周朴园为中心，围绕他与鲁侍萍、鲁大海等人的矛盾展开戏剧冲突，反映社会生活。而《茶》第二幕出场人物３０多人，但并非以一个人为中心，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确、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时代的冲突。道是“莫谈国事”，却没有一个画面不和国家联系。

小结：

卷轴式的平面结构

　　　　　　　　　　人物生活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特殊的戏剧冲突　　　小茶馆影射大时代

七、结束语、课后作业：
    秦二爷走了，常四爷走了，王利发也走了，我们这堂课也该结束了。给大家布置个课后作业：比较《雷雨》、《茶馆》的戏剧结构及矛盾冲突 。同学们再见！

 

王笛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

　　研究传统政治史的学者，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茶馆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治社会史和文化史者，即使考虑到茶馆，最多也不过是按照旧有套路，叙述历史上与茶馆有关的掌故轶事，总结茶馆在构建城市文化方面的作用等等。总之，如果始终青睐于各种宏大叙事，钟情于一治一乱的王朝更替，那么有关茶馆的历史，必定会被认为毫无价值而不屑考察；如果以传统文人雅士的眼光看待茶馆，将其当作一种简单的、平常的文化现象，即使写出一部茶馆的历史，也必定粗糙浅显淡而无味。可是，如果转换思路，从微观史的角度切入，对茶馆进行考察则会发现，貌似最平常的事物中竟然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精彩程度较之那些书写王侯将相的宏大历史并无逊色。就如著名历史学家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不只在茶馆研究方面，可以说在当下中国微观史研究方面，都提供了一种参考的典范。

　　王笛之所以将成都的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受近些年来西方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新文化史关注大众生活，强调叙事和微观研究，倾向于挖掘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书写下层文化。于是，大众聚集的咖啡馆、小餐厅、小作坊等皆成为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中国成都，茶馆无疑是与上述公共空间最标准的对应物。因此，观察茶馆，也就等于为研究中国地方社会和民间生态打开了一扇窗口。再者，茶馆并非孤立的存在，作为近现代中国极其典型的公共空间，人口密集的茶馆自然会不断受到来自国家的规训与控制。因此，观察茶馆，也可以略微窥到近代以来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和变化，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纠缠等宏观问题。

　　对于成都茶馆的研究，王笛主要从三个方面进入。分别为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茶馆作为小商业的经营状况，茶馆在公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从王笛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成都茶馆和茶客的一些特色。比如，很多铁杆茶客甚至起床后就前往茶馆喝茶，在里面消磨掉整整一天的时光。茶馆价格便宜、空间开放、气氛自由，任何阶层都可以进入，因此是人们聚会、谈生意、进行劳动力交易的最佳之地。很多茶馆由于兼带评书、戏曲等表演性服务以及掏耳朵、修脚、理发等服务项目，更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而从茶馆的经营管理方面可以看到，始终存在着一个管理茶馆的茶业行会，对上他们会就政府颁布的不合理条例以及税赋进行抗争，对下他们会在价格上对各茶馆进行限定，并限制开业茶馆的数量。王笛通过对成都市档案馆藏大量茶业档案的梳理，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深描，史实连缀中，复原出一幅晚清民国时成都茶馆的全方位景象。

　　然而，单纯的复原史实，是一般史家都具备的本领。王笛写《茶馆》最核心的思想，是意欲发掘围绕着茶馆所产生的各式权力话语，以及从茶馆本身体现出的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众所周知，晚清以来，知识精英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夙愿，使得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随着现代市政管理的起步，诸如茶馆之类的小商业也被逐步归拢到政府的管理之下。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从清末直到民国政府瓦解，五十年里政府连续不断地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加到茶馆之上，对茶馆的经营管理、茶客的言论、活动进行了严密的规约。二十世纪前半叶又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代，在精英眼中，饮茶这一习惯很自然地与懒散、不务正业联系到一起。于是，成都人坐茶馆的历史习俗不断遭受批判。茶馆也一度成为政治宣讲所，抗战、戡乱、救国等各式话语被强加到茶馆之上。不过，吊诡的是，茶馆作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也对国家的规章制度和强行控制以及精英式的话语予以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并非是暴烈的，而是悄无声息潜移默化的，可是却具备极大的功效。事实证明，国家权力固然成功地实现对茶馆的控制，但实际上却是控而难制，茶馆依然是一个活跃的、内容丰富的公共空间；茶馆面对现代性侵入后整齐划一的要求，依然保持其旧有的地方特色。茶馆以其韧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空前的国家权力规约的夹缝中生存下来。

　　其实，发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矛盾，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并非王笛原创，而是一般西方史学界的惯有思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很早就对民国华北地区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最后强行毁坏地方权力网络而招致失败的过程展开过论述。在茶馆研究方面，旅美学者邵勤在1998年《亚洲研究学刊》上发表的《小题大做：民国初年对茶馆文化的丑化》中也阐述了与王笛《茶馆》一书相似的论点。不过，王笛以其更详细、更全面的研究，再次证明了那个经典命题——— 地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并非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在一朝一夕之内实现改造。其背后亦蕴含着一种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即国家权力和精英文化应该对多元价值予以尊重。尽管这选择可能未必是最佳的，但是如果国家对个人行为过度干涉，对民间社会过度压制，以其专断的绝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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