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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登泰山 教案和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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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转、足踏、牛拉等。
姚崇捕蝗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严重蝗灾。当地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纷纷烧香磕头，祈求上天保佑，满朝文武也都束手无策。姚崇向皇帝上书，引用古代《诗经》和东汉光武灭蝗的诏令，说明灭蝗才是积极的办法。他建议唐玄宗派遣“捕蝗使”，去山东灭蝗。姚崇上书受到许多朝臣反对，他又力排众议，说服玄宗迅速行动。玄宗终于同意派使捕蝗，并强调：“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在灭蝗过程中，姚崇奖勤罚惰，对那些迁延不积极捕蝗的地方官吏严加申斥，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不治蝗，正证明无德可言”，发牒催促治蝗。结果灭蝗取得很大成绩，仅汴州就捕蝗14万石。此后，山东再没有酿成重大蝗灾。他的治蝗行动受到高度赞扬，人们说：“姚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
唐代的丝织业
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织技术精巧，丝织品品种花式繁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主要有绢、绫、锦、罗、纱、绮、等。
绫是以斜纹组织起花，光如镜面的丝织品。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主要产于唐代北方。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太平广记》记载有一种轻绢，一匹长四丈，重量只有半两。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制成的，挂在佛堂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是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亳州轻纱由于过于精薄，入手如无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轻雾。这种轻纱就是唐代贵妇“嫌罗不着爱轻容”的轻容纱。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深红色轻容纱，菲薄精巧无比。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益州、扬州的锦最负盛名。蜀锦绚丽多彩，精美绝伦。
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青、蓝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等六色，绿有胡绿、叶绿、果绿、墨绿、豆绿等五色，连同黑白二色，共二十四色之多。
唐代陶瓷业
唐朝陶瓷业达到很高的水平。瓷器制造至此才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也代替金、银、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那时出现了一批制瓷名窑。邢窑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质坚致，釉色洁白。杜甫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清脆的玉声)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越州的青瓷瓷土细腻，胎质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莹润泽。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青瓷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色泽如千峰滴翠。陆羽评青瓷白瓷说“若邢瓷类银(言其白)，则越瓷类玉(言其白而莹润)”，“若邢瓷类雪(言其洁白)，则越瓷类冰(言其洁白而透明)”。这些评说，是抓住了名窑瓷器的不同特点。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它先以白色黏土作成陶胚，放在窑内素烧。陶胚烧成后再上釉进行釉烧，彩釉多是白、黄、绿、褐、蓝等色。化学分析表明，彩釉主要是矽酸铅，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无色。制作时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层无色釉，然后再涂各种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进行釉烧。工匠们可以配出浅黄、翠绿、天蓝等色彩。由于铅釉高温流动的性质，烧时往下流淌，呈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融合绚丽，斑驳淋漓，成为闻名于世的唐三彩。这表明，当时工匠们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对火焰的控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都长安
唐朝首都长安城，在隋朝兴建时称为大兴城，但习惯上还是称长安城。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不断修建，更加宏伟壮丽。长安城布局特色：1.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为宫殿区；其南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平民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住宅区名坊，商业区名市，坊市分置。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显然带有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意思，这可说是宇文恺当年设计长安格局时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东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绝大部分对称，因修兴庆宫、大明宫稍有变动。3.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笔直端正，宽畅豁达。南北纵列的大街11条，东西横列的大街14条，由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个长方形的坊和东西二市，二市各占两坊之地。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给张籍的诗中所说“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这一情况。宫城和皇城内，多种梧桐柳树。4.封闭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各坊都有围墙，住宅的门都在坊内。除皇城以南36坊只开东西两门，仅有东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开东西南北四门，都有由一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的十字街。东西两市，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220行(有的说120行)，西市“市内店铺亦如东市”。西市是长安城商业集中之地，也是长安城经济活动的中心。
唐都长安是当时国际性大都市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京师之人，不啻(chì止)百万。”《韩昌黎全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说长安有百万人口。《唐都长安》中说：长安、万年二县共领户8万余。按一户10口推算，长安居民为80万，加上皇族、士兵、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数民族、外国客人，长安人口可达百万。本目标题出自上述韩愈的诗，“百万家”应是虚指，形容长安人口众多。因为如果按一家10口计算，百万家当为1000万口，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的融洽，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人口，十分可观。仅贞观时迁居长安的突厥族人就有一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有百余人。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长安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礼宾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波斯(伊朗)曾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波斯商人遍布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长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谅在唐朝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波斯商人很多从事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也有的经营普通商业。长安两市有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长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京城，兴贩贸易，使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繁盛。仅见于历史记载的，两市行业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鞦(qiú，牛马后部的革带)辔(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行、药行、秤行、绢行、麸行、鱼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铺(寄卖所)、波斯邸等等。唐代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大小工商业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如崇仁坊“一街辐辏(fú còu，集聚)，遂倾(超过)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已突破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也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长安建设的。
安史之乱
指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
安禄山(？—757)，营州柳城(在今辽宁朝阳)人，杂胡。本姓康，从后父安延偃姓，改姓名为安禄山。安禄山善于逢迎，他结纳李林甫，讨好杨贵妃，称贵妃为义母，骗得唐玄宗宠信。他兼领平卢(治今辽宁朝阳)、河东(治今山西太原)、范阳(治今北京)三镇节度使，所部兵力达十五万之众。安禄山见唐朝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有可乘之机，于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反唐。叛军很快席卷河北。“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十二月攻陷洛阳，756年正月称大燕皇帝，接着击溃潼关守军二十万，占领长安。
安禄山身体肥胖，大腹便便，下垂过膝，体重300斤。自起兵反唐以来视力衰退，又有疽病，因此性情极为暴躁，左右服侍，稍不遂心，动辄鞭打，甚至杀死。他称帝后，深居宫中，学唐玄宗的享乐，声色歌舞，骄奢淫逸，难得接见将领，凡事都通过幕僚严庄传话。严庄虽然受到重用，也难免挨打。小宦官李猪儿被打的次数更多。安禄山想立爱妾所生的幼子庆思做后嗣，严庄便和安庆绪勾结，指使李猪儿刺死了安禄山。757年正月，安庆绪即位。
史思明原是安禄山亲信，突厥族人。安禄山叛唐后，他南下攻占河北13郡，被安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统兵8万人。安庆绪杀父安禄山称帝，他不服，降唐。不久再起兵反唐，759年正月杀死安庆绪，还归范阳，称大燕皇帝，出兵攻占洛阳。761年被儿子史朝义杀死。
安史之乱对人民是一场浩劫，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资治通鉴》)，“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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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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