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田重夫《白居易咏花诗论序说——以江州司马以前为中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10，文学·艺术学编，83）、他的《同——以江州司马以后为中心——》（同11，同84），就咏花的诗歌谈其各时期的特点。
（3）多用口语 白居易在他诗歌中爱用日常用的、口语性强的词汇，这点宋代学者早已指出。
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四章，举出了很多白诗中使用当时口语的例子。
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考》（立命馆文学430，431，432合并号，81.6）一文，摘出白诗中用的口语“阿谁”、“毕竟”、“草草”等很多例子。
埋田重夫《诗语〔颜色〉的形成及其展开——谈白居易诗中所见口语的用法》（中国文学研究8，82.12）、《谈白居易诗中所见的（谁家）》（早稻田大学·中国诗文论丛5，86）两篇文章，都就认题中的词汇探讨其用法而指明白居易是当时用口语的中心人物。
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三冬社，84.4）一书，在（把定式）、（被动式）等各个项目中，举了很多白诗中看到的当时口语的例子。
6、对诗风、诗体的变化的探讨
关于诗风、诗体的变化，主要的问题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
关于白居易思想变化，以往认为，他被贬谪江州以后兼济之志微弱了，而晚年“安于独善”。问题在于他后半生的思想是不是如此单纯这一点。
花房英树在《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60.3初版，74.7再版）一书中，言及此方面的问题。作者说（1）太和二年白居易在编集《后集》时，放弃了在《长庆集》用的古体三分类，新采用了“格诗”、“律诗”二分类。汪立名把此“格诗”定义为“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公前集既分古调、乐府、歌行，以类各次于讽谕、闲适、感伤之卷。后集不复分类别类。遂统称之曰格诗耳。”岑仲勉也承认此说。但是“格诗”指的则是除了歌行、杂体、的五、七言的古诗。（2）白居易创作诗歌的重点从古体的讽谕诗转移到律诗和七言，所以他想出此名称。因为已经没有可供分类的古体的数量，所以古体三分类消失了。
平冈武夫《白氏文集的成书》（东方学会创立十五周年东方学论集，62.7）一方，论述了《前集》和）《后集》的成书过程。
作者说，（1）讽谕诗是立足于为了表现“天下的世界观”（详于《经书的成立》）的使用汉字的文官的自负与使命感而咏出来的诗歌。但是从被贬到江州后到任杭州刺史的这一段时期，他本来的壮志免不了变化。因此，作为一个段落，长庆告终时，托元稹编集《长庆集》。（2）《后集》中没有制诰之类那种史官作的文章，也没讽谕诗，古体诗数量剧减。（3）以后白居易面临着诗应该表现“天下的世界观”的传统观念还是表现从心灵深处产生的感情的矛盾。（4）他世界观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不使此矛盾激化而加以调解提佛教思想。因他主要地关心佛教思想有与重视兼济的中国传统思想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不拘泥宗派。从佛教学到的非传统的立场使他的文学比以前增加了深度和广度。他相信努力使现在的自己活下去在来世就会被救济而对寺院陆续奉纳他的文集。
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第一章（白居易的生涯）中探讨了白居易的一生思想变化，在第三章《文学的立场》中论述了文学观变化的过程，说他诗道的观念是根据对经的信仰与对史的倾倒而确立的，但由于被贬到江州他这文学观遭受到危机，因此接近佛教思想，肯定了不问政事的文学观念，而热中于律诗创作等等经过。此书关于白诗诗风的变化与他思想的转变论述的最全面的而详细的书。
平冈武夫《白居易》（筑摩书屋，77.12）以弄清白居易写《与元九书》时的心境为主要目的，论述了他的世系、宦途、家庭情况等。作者尽量多举散文，关于元稹宦途、诗文也用了很多篇幅。
关于白诗的诗风和他思想的转变，花房、平冈提示了基本图式。以后的研究的课题在修正其图式，或者就他诗歌创作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问题等加深分析。
太田次男《白乐天》（集英社，83.1），用大部分篇幅研究被贬江州以前的时期，着重论述白居易作为政治家的精神面貌。作者强调，虽然讽谕诗的创作元和四、五年结束，但给讽谕诗最高的评价此态度到晚年一直基本上不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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