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冈关于校勘的工作有以下几篇文章：
《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57）一文，先确认《白氏文集》版本有两种，一是以保存白氏本人的编次为目标的A系统，二是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B系统。A系统的诸本里最好的是“金泽本”，B系统的诸本里最古的是“南宋绍兴本”。作者然后论述了日本存在的几种A系统本子(标题的诸本)的特点。
《白氏文集和东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鉴3，60）一文说，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十九卷占现存“金泽文库本”的大部分，非常贵重。
《白氏文集的成书》（东方学会创立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62）一文，详 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特别着重探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参看Ⅱ一16）。
《白氏文集释文》（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72），就《白氏文集》的注释中的音释，指出诸本之间的异同。
《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宋刊本研究》（东方学报45，78）一文，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村本文库王校本（清王德秀据宋刊本对马元调本附加校记的书）而指出王氏所据的宋本很可能比南宋绍兴本更早的北宋刊本。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的校勘》（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86.12）一文中涉及的书卷因是个人秘藏，是“金泽文库本”里从来不能看的五卷之一。由于文化厅的好意，作者才能看到这些卷的影印件，在此篇文章报告校勘这一卷的结果。
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共三册(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第一册71.3［卷三、四、六、九、十二、十七］、第二册72.3［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第三册73.3［卷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五、六十八、七十］)是以那波道圆初印原装的“那波本”为底本，把“敦煌本”、“南宋绍兴本”、“金泽文库本”、“神田本”等做为校勘资料的报告。关于“金泽本”和“神田本”里没有或者不能看的卷子，认为没有校勘的意义，不收入。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即鎌仓抄本卷子二十一卷［有江户期补钞的两卷］与别本鎌仓抄本卷四。川濑一马监修，大东急纪念文库发行）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二册，一九八四年出版了第三、四册。与原物大小相同，单色影印（一部彩色）。
太田次男在东京，作为此工作的另一中心，着重推进了对于旧抄本的研究。
其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区分“金泽本”原抄本与其后由于校订被改变的部分而探讨“金泽本”的真正的面貌这一事。虽然花房已经指出了“金泽本”不是纯一的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但是日本学界里长期存在把“金泽本”基本上认为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这种看法。由于太田的研究，此观念才被彻底抛弃。
他在《关于大东急记念文库藏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上一》（鉴15，71.3）、《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史学44，3，72.4）《关于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以卷三十三为中心》（斯道文库论集11，74.8）、《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小尾博士古稀记念中国学论集、83.1）、《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卷五十四的复原的研究》（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等许多文章中，探讨了些问题。
这些文章考证了：（1）“金泽文库本”有很多地方在校订时原文被改变为别字，所以应该恢复原来的文字；（2）按照恢复工作的结果，不能将“金泽文库本”笼统地说成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应该把它区分为丰原奉重校订本和别本这两种。其底本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卷三十一、三十三、五十四这三卷的文字是继承宋刊本的，卷十二、五十二、五十九、别本卷四十九这四卷有可能其祖本是惠萼本。
太田又在《关于内阁文库藏管见抄》（斯道文库论集9，71.12）一文，指出了《管见抄》此书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来历而提高了此书的地位。作者说，平冈、花房推定了此书是根据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与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与“金泽文库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旧抄本文字的书。
以对“金泽文库本”、《管见抄》来历的正确认识为武器，太田也推进了校勘别的旧抄本与各种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为下面三种：（1）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2）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3）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诸本的研究。
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学45—4，73.10）一篇。作者认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与《管见抄》的文字很相似，由于此书成书于1062年，很可能日本过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中，《关于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库论集14，77）一文特别重要。作者恢复“神田本原文”（还没校订时的本文）从而发现此书有很多地方与宋刊本相似。他解释此现象说，“不应该认为抄本被改变而成与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应既认为宋刊本本身与唐抄本很相似。”
《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斯道文库论集16，79）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1）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2）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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