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共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二、 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东方学报15 — 3，46.11。《神田喜一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
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说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德岛大学学艺纪要·人文科学2，53.2）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56）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历史教育616，58.6）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爱知县立女子大学国文学会说林2，58.7）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敬文社会61，载于春秋社《白乐天研究》69）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井底引银瓶）为中心一》（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13，62.6）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汉文教室100，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