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官美德之一--关心百姓疾苦，敢为民生诤言，对坑民苦民之事，不论是权贵之为抑或皇帝这意，都敢于批评抝谬，真话直言，正气沛然.

　　唐德宗时税赋苛重。皇家需要物品，就在宫中设“宫市”交易，官吏们持官文购物，价值千钱的东西只给百钱左右；后来干脆派几百个宦官去闹市“白望”，看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名为“宫市”，实则豪夺。公元803年，刚刚当上监察御史的韩愈就“上书极论宫市”，痛陈其扰民之弊，“数奏疏谏”，唐德宗不听，对韩愈积下不悦。

　　这年正月至五月，关中大旱，京城粮巟。京兆尹李实“不以介意，聚敛征求”，还报告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结果“租税皆不免”，百姓无钱交税，只好“坏屋卖瓦木，贷春苗以应官”。入冬大雪频降，百姓饥寒交迫，36岁的韩愈上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指出“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民间“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以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认为责在“群臣之未所言”，要求“停征全年税钱及草粟”，这就得罪了推荐他当监察御史的李实，也更得罪了皇帝，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直到德宗的儿子李诵当顺宗时才被调回了京城。

　　韩愈为官美德之二---关心民生安危，坚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媚权贵之言，不附庸溃之议.

　　顺宗的儿子李纯当宪宗时，蔡州吴元济叛变。御史中丞裴度赴前线考查，回朝后说蔡乱可平。当权的丞相们不同意，说叛军“兵利卒顽”，讨伐是“劳师弊赋”，惟罢兵“顺而无事”。时任京官的韩愈上书《论淮西事宜状》，极力赞同裴度的主张，建议发兵平叛肖藩，解决“夫耕不食，妇织不裳”的乱象，以求统一发定，让百姓休养生息。丞相等人大以为忏，趁机翻起韩愈的旧帐，49岁的韩愈又一次被贬，由中书舍人降为太子右庶子，坐了个不关痛痒的冷板凳。

　　韩愈为官美德之三----不以一身祸福而易忧国忧民之心，身处劣境也以济世利民为己任，扎扎实实为百姓兴利除弊，做实事，谋实惠。

　　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宪宗李纯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52岁的韩愈带着全家离京冒雪而去，吟出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悲愤诗章。

　　韩愈初到潮州，正逢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被称为“竹竿山”。

　　古时候，韩江里的放排工，又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霎时跳下江，霎时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得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时便索性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裸身体，感到很不好意思，就告到了官府。因此放排工只好照旧又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后，这件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跑到江边实地去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他想：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不闹出病来才怪呢！回衙后，他便作了个决定，叫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时，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就好。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因此称之为“水布”。

　　韩愈到潮州上任之日，正是潮汕江河鳄鱼成灾之时，潮州的黎民百姓，认知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到鳄鱼成灾时，都投下屠杀了的牛羊猪狗等生灵，以求平安。韩愈一向尊重孔孟正统儒家之道，便不顾疲劳地日夜游说于江水之边，宣扬除鳄才是自我拯救之良策。潮州自古为客家族人之领地，其族人把信奉神灵视为灵魂之全部，因而驱鳄之举步履维艰。但生性执着的韩愈，一直不改初衷，在其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获得了善果，不仅将危害一方的鳄鱼驱之入海，让潮州百姓从“江神”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还以驱鳄为兴修水利机遇，打开引水浇灌之门，给封闭的沿江大地，带来五谷丰登的年岁。因而，后人一直垂念其德政，在韩江边立起了祭鳄亭和亭内的功德碑。直到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右谏沈伯咸，还特意在韩山写下了“功不在禹下”的碑文，以示对贬官到潮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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