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面讲到的所谓“於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16，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17，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急燥可比。

　　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阳州县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之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公司车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京师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在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动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维朝夕诌米仆 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18的诗句。韩愈在连州为阳山县令是“酸寒何足道”19，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20。分司东都，日子亦然不好过。这不仅是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候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安”21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礼物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先顑颔”22。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致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23，可见国子博士虽然每月有俸钱25贯24，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然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我们从韩愈留下的二段有关文字，即《谢行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25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26，则500匹就是40万即400贯钱。“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40文，一斗米50文，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27。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元和十四、十五年（819年、820年）韩愈被贬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为下州，估计俸应在100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令，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28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50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150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六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已俸百千（即100贯）以为举本，收其赢余”用作州学学生的饭食费用29。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一生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小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

　　二、韩愈的为官之德

　　韩愈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30。(《潮州韩文公庙碑》)。其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其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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