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群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其因果利害，言之凿凿；其肝胆忠心，力透纸背。
然而，他错了。力陈皇上不能轻信迷信，这是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但就选择的对象、选择的时机而言，就太不合时宜了。你想，皇上如此痴迷，如何听得进你的噪音？鲁迅在《隔膜》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大意是，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一生愤世疾俗、桀骜不训的鲁老先生真是把事看透了，把话说绝了。韩老夫子好糊涂：妄自颂扬尚且不可，何况直指龙颜？你越是肝脑涂地陈其利害，表其忠心，他越是觉得你不自量力，大逆不道。再说，要你有用无用，是有用好还是无用好，不能一概而论。有时有用会带来致命之害。栋梁之才因其有用而被早伐。不会鸣叫的大雁被人先食。因此，智者非伏其身而不见，非闭其言而不出，非藏其知而不发，他们是在等待时机。可惜，韩愈对这一点不太明白。这篇以热血筑成的檄文，差点使他以热血而送生。
经过漫长的等待，皇上终于召见了。宪宗高高地坐在龙椅上，面色铁青，瞪着韩愈一言不发。韩愈跪在阶下，静候圣上金口玉言。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偷眼一看，皇上凶神恶煞般像要将他生吞活剥，韩愈顿时冷汗透背。只听圣上一声即斩的怒吼，脑袋嗡地一声，瘫在了地上。幸有几位大臣冒死求赦，才使这位文章大家免于一死，落了个从重发落的下场。以恃才辱君的罪名，被贬到了离京城七千里之外的潮州。
临行时，没有一个好友话别，他单人匹马，形影相吊地走向了天涯海角。他捶手顿足，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悲惨凄凉，指问苍天，我韩退之到底是为何遭此厄运？他悔恨自己随心所欲，不合时宜，太猛浪、太浮躁、太天真、太愚腐了。吃丹佞佛，该我何干？百姓遭秧，关我何事？世人皆醉，我何独醒？
去潮州过蓝关时，他吐胸中块垒，拨笔底波澜，留下了那首酸楚哀怨的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是写给他的侄子的。其忠君之心，苍天可鉴；其悲凉之情，可见一斑。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读书做官有着悠久的渊源。知识分子同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战国时代“士”阶层开始出现，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的确立，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并形成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的士大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但遗憾的是，真正的文人入仕，多无好的结果。当然那些有经世治国之才，又有诗书传世的君王另当别论。官做得稳当，文章写得潇洒的也有，只是凤毛鳞角。象屈原，官至大夫，被罢官流放；太史公司马，受宫刑大辱；李太白苦心经营，最后落得丧魂落魄，醉卧长安；东坡居士也没多少消停，一生大多流落他乡。这些学富五车的才子们为什么一腔热血，万丈豪情，到头来，丢盔卸甲，柳败花残？这也难怪，谁让你情感胜于理智、耿直胜于圆滑、知进而不知退？书读的多固然可敬，但难免迂腐，遇事较真，不讨人喜欢；通今博古，看事透彻，眼里容不得沙子，令长于指鹿为马的人很不舒服；才高八斗，难免清高，不易驾驭，易遭嫉妒；秉性耿直，棱角分明，不会唯唯诺诺，难以左右逢源；直言快语，不曾设防，易遭暗算。如此这般，官如何做得？
郑板桥有段耐人寻味的“绕口令”：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退一着，进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范仲淹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也有经典之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