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6年，朝廷更迭，王旗变换。韩愈又得到了新皇帝的诏书，进京做了国子监博士。虽说这只是个正五品上的官，且是个坐冷板凳的闲官，可毕竟又回到了京城。韩愈欣喜若狂，他要抓住这个时机大显身手。退之意去，进之意强。但他有前车之鉴，不敢轻举妄动了。他反复告诫自己，仕途险恶，仕途叵测，再也不能冒失了，再也不能莽撞了，再也不能激怒圣颜了。经过几年放逐他乡，他远离政治中心，放歌山水，性情收敛不少。回京后日子也颇消闲，经常高朋满座，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好不热闹。一日少年进士李蟠求见，兴致所至，他挥笔泼墨，一篇阐述从师求学之道、针砭耻于相师世风的文章跃然纸上，从此，一篇《师说》，千古绝唱。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潇洒时光。一个人当时来运转、兴盛走红的时候，会引发两种心态，一是朋友的高兴，因为他与你休戚与共；一是有些人的恐慌，因为他感到了威胁。果然，一些朝中小人对他看不惯、容不下、感到不自在了，开始在他身上找茬子、挑毛病了。无中生有的说他结党营私，居心不良。皇上整日深居简出，围在他身边的就几个人，能说上话的也就几个人。如果是几个好人也就罢了，偏偏是嫉贤妒能的几个小人；如果是明君也还好办，能够心明如镜，明辨是非，可偏偏遇上了耳朵软如面条的皇上。一群小人极尽谗言，皇上焉能不怒？看来，置身于恶劣环境，躲也不行，缩也不可。他的好友崔群劝他，京城险恶，不宜久留，退之应退之，退之为上。韩愈一脸不解，不过还是听取了朋友的劝说，奏明皇上，提出离开京都到洛阳教书的请求。这次他真算明智。皇上正想发落，不料自找上门。
大凡有点作为想干点的事的人注定是要犯小人的。余秋雨先生在描述苏东坡同样境遇的时候写道，攻击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好可以回答韩愈此时的困惑。
扑朔迷离的官场沉浮，使韩愈再也没有初进国子监时那种志得意满、狂傲不训了。有的只是对遭遇的不平和郁闷的情绪。他劝人不平则鸣，自己却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他假托向学生训话、名为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的进步进而写成了《进学篇》，名为劝学，实则抒发自己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生活窘迫的牢骚。
韩愈这时已是近天命之年了。按说，人的寿命如果是八十的话，四十就到了一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是圣人说的，饱读诗书的韩愈不会不懂。五十岁的人生，已是落日辉煌。从农时而论，已入仲秋，虽是收获的季节，也有收敛、收藏的意思。收敛锋芒，收心养性，识时务，顺天时，这是上策。这时的韩愈，如果提个板凳，坐在树荫下，拿把蒲扇，静看潮涨潮落、云卷云舒；或退之宣城，头戴斗笠，耕耘田园，悠哉悠哉；或执把教鞭，传道授业，抚树育人；或江边垂钓，有鱼也喜，无鱼也乐；或……然而，毕竟是韩愈，他轻易不会退之。不久，他又经人举荐，应诏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并在这个位子上惹下了弥天大祸。
唐朝以来，历代皇上都把黄老学说和佛教等同看待，宪宗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论是仙丹还是佛骨都能给他赐福延寿，都能保佑他长生不老。在这一点上他与秦始皇惊人的相似。公元819年，他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说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一连三日，皇宫简直就成了大庙宇，为尊佛骨，宪宗不理朝政，虔诚得胜过了寺庙里的浮屠，每日沐浴更衣，焚香拜佛。三日后，宪宗以隆重的礼仪把佛骨送到下一座寺庙，并下圣旨要把佛骨供遍长安百里。一块小小的佛骨，震得长安翻天覆地。许多人为迎佛骨东借西贷，负债累累，有的走火入魔，痴迷不悟，有病不治，活活受死。一个行医郎中，为参加京城佛事盛况，赢得施舍恩泽，把药铺全部卖掉献佛，并天天进香。后因囊中羞涩，去找庙里和尚讨教。那和尚说，没有银两也无妨，只要烧焦头皮或砍断手臂和足趾，自残苦行，也会得到佛的降福。这个可怜又可笑的郎中居然夹了炭火放在额头，直烧得焦头烂额。
这时，韩愈再也坐不住了，再也无法沉默了。眼见佞佛误国，岂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国之将亡，官之何在、位之何在、家之何在？新帝恩重如山，此时闭口不言，要我何用？他想起了阳城那个真义士之言：“宜谏则谏，不宜谏则暂且屈身，是时而发。”现在是宜谏则谏、是时而发了。于是，他热血沸腾，一挥而就，一篇《论佛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