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蟋蟀

亦称“促织”、“趋织”、“吟蛩”、“蛐蛐儿”。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触角较（比）体躯（躯体）为长。雌性的产卵管裸出。雄性善鸣，好斗。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体长约20毫米。年生一代。以翅摩擦发音。干燥虫体入药，性温，味辛咸，有毒，功能利尿，主利水肿、小便不通等症。同科有油葫芦、大棺头蟋等。因均在地下活动，啮食植物茎叶、种实和根部，都是农业害虫。

　　蟋蟀(cricket)是直翅目(Orthoptera)蟋蟀科(Gryllidae)昆虫，因鸣声悦耳而闻名。约2,400种，长3?50公釐(0.12?2吋)。触角细，後足适於跳跃，跗节三节，腹部有2根细长的感觉附器(尾须)。前翅硬、革质；後翅膜质，用于飞行。雄虫通过前翅上的音锉与另一前翅上的一列齿(约50?250个)互相摩擦而发声。音的频率取决於每秒击齿的次数，从最大蟋蟀种类的1,500周/秒到最小蟋蟀种类的将近10,000周/秒。鸣声的速率与温度直接有关，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快。最普通的鸣声有招引雌性的寻偶声；有诱导雌性交配的求偶声，还有用以驱去其他雄性的战斗声。雌雄在前足胫节都有敏感的听器。多数雌虫以细长的产卵器产卵於土中或植物茎内，对植物常可造成严重危害。在北方，蟋蟀多於秋季成熟产卵，若虫於次春孵出，蜕皮6?12次而成熟。成虫寿命一般为6?8周。

二、作者介绍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作家。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182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昆虫记》　

《昆虫记》又名（又译为《昆虫世界》），副标题为“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昆虫记》共十卷，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绝大部分完成于荒石园。1878年第一卷发行，此后大约每三年发行一卷。原著内容如其名，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对昆虫的研究记录。作者数十年间，不局限于传统的解剖和分类方法，直接在野地里实地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种类繁多的昆虫进行观察，或者将昆虫带回自己家中培养，生动详尽地记录下这些小生命的体貌特征、食性、喜好、生存技巧、蜕变、繁衍和死亡，然后将观察记录结合思考所得，写成详细确切的笔记。但《昆虫记》不同于一般科学小品或百科全书，它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首先，它并不以全面系统地提供有关昆虫的知识为惟一目的。除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外，作者利用自身的学识，通过生动的描写以及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认识体系搬到了笔下的昆虫世界里。他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传达观察中的个人体验与思考得出的对人类社会的见解，无形中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伦理”和“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人类思想、道德与认知的准则。这是一般学术文章中所没有的，但却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的是，《昆虫记》不是作家笔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所叙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对昆虫生活的直接观察，有时甚至是某种昆虫习性的细枝末节。其次，虽然全文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了昆虫的生活习性，但并不像学术论著一般枯燥乏味，本书行文优美，堪称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语言朴实清新，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和诗意。作者对自然界动植物声、色、形、气息多方面恰到好处的描绘，令读者融入了19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迷人的田园风光中。作者在描写中使用大量栩栩如生的比喻，此外，他凭借自己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在文中引用希腊神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字里行间还时而穿插着普罗旺斯语或拉丁文的诗歌。法布尔之所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并曾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提名，除了《昆虫记》那浩大的篇幅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优美且富有诗意的语言想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昆虫记》融合了科学与文学，这也意味着它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文学的感性。书中不时语露机锋，提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试图在科学中融入更深层的含义。作品中的理性成分体现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法布尔在对昆虫的观察研究中，反复试验，并考证多方资料，对主流学术观点敢于质疑，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竭尽自己之所能对知识结构不断探索和补充，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不轻易下定论，同时表明自己的怀疑态度与自身的局限。他在观察昆虫之余抒发感想时，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自大，机械化社会的野蛮，话语间时常讥讽人类僵硬不化的成见，并谨慎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冷静的思索。这部作品中的感性成分，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与语言表达上，甚至还反映在作者的研究与思考中。从行文来看，作品充满了拟人化的昆虫生活，从用人类着装来形容昆虫的外部特征，到用婚礼来象征昆虫求偶交配的过程，再到对它们在自然界所做贡献的歌颂，作者的情感随着昆虫的命运而变化。此外，在研究记录之余，作者在字里行间也提及自己清贫乐道的乡间生活、所居住的庭院、外出捕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膝下的儿女，乃至他的家犬，这正符合了“回忆”二字，充满了人情味。而作者在研究与思考过程中，使用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活着的昆虫，悉心观察生命，这与解剖分类相比，本身就带上了感性的色彩。他在许多观察之后的想法也无不与生命有关，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之上。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感性基调以及动力，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一种对生存的清醒认识；一种对生活的深厚感情。而科学的理性就是得到了这种感性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作者由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而产生了对生命的好奇，于是在观察中认真体验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并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这继而又支撑了学者一心探求真相的科学精神。如果说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般文学作品或一般科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那么严格来说，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法布尔是个博物学家，“非专业”的昆虫学家；其文学手法也不能超越当时所有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人作为观察者，用文学的笔调让昆虫带上了“人性”的色彩，却不足以成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专著。总之，单独从昆虫学、社会学或伦理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都是有局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承认，将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历史上并非只有法布尔一人。然而，《昆虫记》以自己的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影响与声誉。《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昆虫记》原著长达十卷，每一卷均由许多章节组成，每一种昆虫所占的篇幅不尽相同，而且有关不同昆虫的章节之间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不同于小说，不受情节的局限。这种结构体裁，决定了精选本仍然能葆有原作的风格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