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司马迁的《史记》推崇备至，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写道：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固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韩信，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代表鲁迅对《史记》的总体评价，也可以看作最高评价。这两句话，一指其史学地位，一言其文学价值，自是非常允当。然而，两句话的关系究竟怎样？历来人们谈论得却不是很多，但在我看来，这倒恰恰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我觉得，《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就因为它是“无韵之《离骚》”，即因为它的文学性，也即因为它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透视。

 众所周知，史学以“事”为研究对象，文学以“人”为描绘中心，似乎是各有侧重。然而，看看历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无一例外。所以，必须把“人”写透彻，才能把“事”说清楚，这才应该是优秀的史学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这一境界提升为一种自觉追求的史学家，就正是司马迁。

 考察在司马迁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国策》为国别体，尽管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写人写得不错的篇章，但它们在总体上却都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所作的记录，都没有注重突出历史事件中的人。而到了《史记》，我国史著的面貌方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巨大变化，其“本纪”、“世家”、“列传”皆是以人为中心结构而成，因被称为“纪传体”。可以说，这一伟大的首创非司马迁莫属。

 当然，《史记》的贡献决不仅仅表现在体例上，而且更表现在细部述说上。深入到每篇传记内部，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注重于写人物的性格秉赋，往往是他用笔的着力之点、精彩之处。不用说大家熟知的《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等，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出其他许多例证。例如《商君列传》的开篇，写商鞅在魏国时做魏相公叔座的幕僚，公叔座年老病重，便向国君魏惠王推荐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当时没有表态，公叔座就说：“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该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为别国所用！”过后，公叔座又把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商鞅，并劝说商鞅赶快离开魏国，以防不测。商鞅听后只是一笑，说：“既然大王没有听信您的话来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信您的话来杀害我呢？”于是没有因此而离开魏国。此后的事实证明，商鞅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这里，司马迁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商鞅的胆识和智慧，同时也写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商鞅后来辅佐秦孝公变法成功，又被车裂而死，原因固然多多，但商鞅的这种性格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又如《张仪列传》的开篇，写张仪学成纵横之术后去楚国游说，结果被怀疑为小偷遭到一顿痛打。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要不是因为读书游说，怎么能受到如此这般的侮辱？”张仪却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嘴里吗？”妻子笑了，说：“舌头当然还在。”张仪也笑了：“只要我还有舌头，足矣！足矣！”几句对话，就把张仪作为纵横家加无赖的嘴脸勾勒得跃然纸上。类似这样的一些生活细节，本来都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司马迁却偏偏看得很重，这可以说明他关注历史自有不同于别人的侧重点。现在人们喜欢说“细节决定成败”，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就常常在于细节，不过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性格细节，这也是《史记》高出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著的地方。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从某种意义说，性格也决定历史。从“成康之治”到“康乾盛世”，从“少康中兴”到“同治中兴”，从“焚书坑儒”到“文化革命”，有哪一段历史不打着决策者的性格印记？所以，历史总是有性格的。司马迁的《史记》就告诉我们：历史都是性格史。明乎此，当我们身处不同性格的历史环境之中时，起码应该做到对历史的性格心中有数，从而可以帮助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也是我读《史记》的一点感想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