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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伟大的诗人屈原，虽然从小就怀着崇敬，但大多是因了端午节纪念他而略知其故事而已。在未曾直接读过他的作品之前，其实是处于不知其所以然的蒙昧之中的。到了高中，文学课上选了他《九歌》中的第十篇《国殇》，是为了祭祀卫国战争中“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英烈们而作的礼赞，悲壮慷慨，气贯山河，读得我神往不已。第一次读“楚辞”完整的篇章，为其旷阔的赋陈和堂皇的句式所倾倒。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去找《离骚》来读。可是，如读天书。只得扫兴地放下，却一直无法释怀。
进了大学，正是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之际，酷热的校园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全是谩骂、丑化与讨伐。有一张大字报吸引了我，是质问并非右派分子的刘操南先生的。问他为什么在教学生读屈原的《离骚》的时候竟然会在课堂上泪流满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像屈原一样怀才不遇，因而借机发泄内心的牢骚？刘老师当时还不是老教授，是讲师。我渴望地想，这《离骚》究竟动人到什么程度，让先生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师资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文学还是语言，古典还是现代，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作品还是理论，都有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主持一门课程。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各个断代以及艰涩的古汉语，多有大师级的人物，像姜亮夫、夏承焘、陆维钊、胡士莹、王驾吾、徐朔方、蒋礼鸿、钱南扬等等。而且他们几乎都给低年级学生上基础课。我们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的《楚辞》就是陆维钊先生教的。
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陆维钊先生是书法大家，其实当时在杭州大学，他是古典文学专家。他平时朴实得像个老农民，常穿一件龙头细布做的对胸纽短衫。下雨天，他腋下一边夹一把油布伞，一边夹讲义夹，裤脚管卷到小腿肚上，露出脚上的元宝套鞋。阔脸堂堂，开口说话满是平湖口音，嗓音浑厚，有丰富的鼻腔共鸣。
我终于要读《离骚》了。
陆先生在讲了屈原的生平经历之后，开始从读音到诗意逐字逐句地训过去。从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讲到“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第一段完。他讲得清晰透彻，言精意远，且激情洋溢。第四句“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说自己的生日是庚寅日，现在推算起来，大约是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二十六。维钊先生告诉我们，这个“降”字作降生解的时候，古音读作“洪”。至今未忘。
讲完第一段，他就从头连贯地高声朗读起来。想不到方言读古诗这么好听，嘉兴人听平湖话又特别亲切。原来第二、第四句末的“庸”与“降”不押韵，但“降”依古音读作“洪”之后，韵押牢了，很有力、齐整。
先生读得奇特的是在“兮”字后面加一个“啊”，而且拖得长长的。他说这个“兮”字是齐齿呼，不响亮，而它又相当于“啊”字，所以可以这样读。如“帝高阳之苗裔兮啊——，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啊——，惟庚寅吾以降”。我们在下面学读，果然畅亮之极。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述寿境吾先生读书的神态来，感到兴味盎然，便跟着哼读起来。
维钊先生用他那敦厚浑朴的男声全身心地朗读着，尤其读到本段的最后，“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啊——，反信馋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啊——，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啊——，夫惟灵修之故也。”把《离骚》的“朗丽以哀志”抒发得淋漓尽致，动人心魄。我悄悄看了看维钊先生，未见老泪纵横，唯见一脸正气。
维钊先生自己读完之后，马上要我们跟他读。他领读两句，我们齐声高诵地跟读两句。这是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新奇、羞涩，却又激情昂扬。高大宽敞的阶梯大教室里，一百三十多个二十多岁的大男大女，像私塾里的小学生一样，跟着陆维钊教授放声齐诵着：“帝高阳之苗裔兮啊——，朕皇考曰伯庸……”声音涌出窗外，响亮在充满着阶级斗争火药味的校园里，显得那么另类，又那么理应如此。这声音像神龙在云层中穿行，像流星在长空中闪烁。从此，我记住了一个受益终生的理念：中国的书就应该这样读，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大学者。
后来有一次，我用陆维钊先生教的读法去读于右任先生作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４日黎明时那首著名的《望大陆》诗，用嘉兴方言读，因为“兮”字后面加了“啊——”，虽然诗用了入声韵，读起来依然高亢悲怆，不禁泪沾衣裳：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啊——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啊——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啊——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啊——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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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钊（１８９９～１９８０），字微昭，号劭翁，浙江平湖人。１９２５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曾任北京清华研究院助教，为王国维助手。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１９６０年调入浙江美术学院，１９６３年筹建美院的书法篆刻科，开创了全国唯一的书法篆刻专业。陆维钊先生晚岁在书坛独树一帜，其学术、美术成就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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