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喜爱读书。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 《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并推荐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在一封信里还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把屈原的《离骚》比作战斗的利剑，表达了毛泽东对屈原的肯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把一套线装《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他。在一本明人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句子作了圈画。毛泽东曾用行书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夫惟捷径以窘步”。用小楷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可见其对屈原楚辞的喜爱程度。

　　毛泽东终生喜爱屈原的《离骚》和以《离骚》为主的《楚辞》，对屈原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天才的文学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他评价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对《离骚》中抒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毛泽东非常崇敬。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评论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来评价。毛泽东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颇具大家风范的诗词为人所称道。他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也随时能联想到《楚辞》中的诗句，并用之于谈话中。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在一次讲话中他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么一人做了这一篇。”这同时也肯定了《天问》。1958年有一次中央在广西召开会议，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突然停电。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仅仅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了。（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