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作了这样的评价：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此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成了对《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最经典性论断。说它是“史家之绝唱”并不难理解，司马迁将大量先秦至汉初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以史家的求实眼光，以纪传的新颖方式，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成了这部可以与日月争光的《史记》，成为我国史学的奠基之作，“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总叙》）
至于“无韵之《离骚》”倒得值得人们体味其中的含义。屈原的《离骚》是抒情的长诗，而《史记》却是史传散文，这也就是“无韵”二字之所指吧。指出《史记》与《离骚》的渊源关系，鲁迅并不是第一人，但是鲁迅却是第一个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达得这样简洁明确的人。那么，藏在这五个字之中的丰富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呢？
司马迁最早为屈原的《离骚》解题：“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班固又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骚”作“忧”讲并无疑义；而“离”，在《左传》昭公元年有“楚公子圉设服离卫，”杜预注：“离，陈也”，是“摛”的借字，《说文》云：“摛，舒也。”王引之在《广雅疏证》中说：“离亦与摛同，谓舒辞也。”可见，所谓“离骚”就是抒忧、陈忧的意思，屈原是借《离骚》的创作抒发积淀于心中的化解不开的忧国之思。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忧怨之情的产生与他崇高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屈原有卓越的才能和政治思想，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列传》）为人刚正不阿，“正道直行”，但是却不为现实政权所容，被谗贼陷害，以至于被贬谪，放逐，“能无怨乎？”胸怀一腔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屈原，“虽放流”，仍“眷顾楚国，关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屈原列传》）能无忧乎？屈原在与阿世曲邪者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决不与世俗同流的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以“自沉汩罗”的行动作为他与浑浊现实势不两立的最后决裂。刘勰曾经赞叹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文心雕龙·辩骚》）班固亦称其为“贬絜狂捐景行之士。”（《楚辞章句》）屈原留给后人的是“宁赴常流而葬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悲壮的精神乐章。
后人说：“《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宋］高似孙《骚略》）而司马迁可以说不但学到了它的“章句”，更学到了它的“志”。一方面，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充满激情地歌颂了屈原的崇高的人格美，他一改史家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和自己寓藏否于叙事之中的创作惯例，而以饱含深情的话语赞美屈原“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浑者也”的精神，发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感叹，另一方面，司马迁也在以这样的人格理想鞭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仆闻云：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他也曾“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希望为朝廷建功立业，希望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在残酷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他“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终于因为不与“全躯保妻子之臣”为伍而受宫刑。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打击虽然已令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人生观、价值观却支持着他完成了《史记》的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它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了崇高的善。”正是在这一点上，屈原和司马迁的人格达到了高度的契合。
在这种相似的精神追求的背后，是他们相似的无法排遣的孤独感。面对龌龊的现实社会，只有经历了官场沉浮、仕途沧桑的人才最能体会这个过程中的人情冷暖。屈原正是因为“怀瑾握瑜”，才不为社会环境所容，招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涿谓余以善淫”的结果，他怀着忧郁的情感抒发自己没有同路人的悲哀，“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感叹自己寂寞的处境：“忳郁悒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与此相应，司马迁亦在汉武帝时代发出了相同的声音，在因李陵事件而受腐刑的前后，他的处境：“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在那样的穷途末路之时，他多么希望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援助！但是，“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人心可畏，知音难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再表达着一个强烈的心声：“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这种特有的遭遇，使得他对游侠有着一份偏爱。游侠可以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轻生死，重然诺，可以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在那个一人有难，千万人落井下石的时代实在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品格。其实，无论是屈原还是司马迁在他们感慨没有同道时，又何尝不知道他们在选择这条为实现理想人格而献身的道路的同时，便意味着选择了寂寞独行。所以屈原只好到他编织的神话中去寻觅知音，而司马迁则从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中寻觅同调，一篇《屈原列传》的精神含量大大丰富了历史上对屈原的记载的空白，而成为司马迁和屈原在精神上的契合。屈原成了司马迁的异代知音。
屈原和司马迁同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表层看来，屈原和司马迁同样怀着“存君兴国”之志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有着对“美政”的憧憬，有着“治国理乱”的才能，在这种救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推动下，他们义无反顾的站到了社会人生的中心地位，而试图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的先驱姿态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效力，但是，宗法一体化的超隐定型的社会背景，决定他们只能把个人的存亡荣辱依附于特定的官僚阶层，甚至是一个皇帝身上，而像屈原、司马迁这样的超越环境、追求内美的人只会在现实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他们二人共同的遭遇，所谓“祸莫憯欲利”（《报任安书》），最惨痛的事情莫过于想做出“致君尧舜”的伟业，结果不但国君不重用，反而遭到惩罚。“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即便对天发誓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正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命运吗？
这悲剧最震憾人心之处还在于司马迁和屈原二人是自己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所谓自觉承担者，是指他们二人都清楚地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的美德与事业将付出怎样昂贵的代价，但是他们仍旧义无返顾地向目标迈进，“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屈原高标着“美政”的理想，表现了“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刚毅精神。司马迁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理想，为完成《史记》的创作，明知“最下腐刑，极矣”，却能够“就极刑而无愠色”。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肯于忍受如此之大的精神折磨的原因，决不是怕死。他认为死并不可怕，关键要死得其所，项羽可谓死得其所，乌江自刎，以死殉自己的霸主功业；陈涉可谓死得其所，以死“振臂一呼”摇撼了秦的统治地位；荆轲可谓死得其所，以死警告暴君：不可征服的是人的尊严，屈原更可谓死得其所，以死捍卫自己的不与世俗同流的人格理想。而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所世也。”在他看来《史记》若能得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那么“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在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中听不到单纯的悲伤的哀鸣，而是沉郁奋概的声调，其中充满了悲剧人物“欣然赴死”的悲壮美。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阐述《离骚》的创作动机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认为一部《离骚》是屈原血泪的结晶，是屈原心志的宣泄。司马迁何以对屈原的心迹有着如此深切的体察？因为在屈原的身上分明有着司马迁的影子，司马迁是借与自己人格和遭遇颇为相似的屈原来抒写《史记》的创作动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而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文学是人痛苦至极时的号呼，作为“刑余之人”的司马迁不正是“人穷而反本”的一个典型吗？在《报任安书》中他一再地说自己“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亏形为扫除之隶”，他即便有再大的才能、再高尚的品德，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为别人增加笑谈，为自己再添污点而已。在司马迁看来，朝廷里已经没有发表意见的可能，并不是外力不让他发表意见，而是他的自尊心令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说话的资格，“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在朝臣面前他也将羞惭难当，“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在这样的穷途末路之时，“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著《史记》。他以屈原自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鼓励自己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要借写《史记》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他也要借写《史记》洗刷郁结于心中的奇耻大辱，让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而“偿前辱之责。”正如屈原“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而作《离骚》一样，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汉文学史纲要》）而作《史记》。难怪刘鹗在《老残游记》的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屈原和司马迁的创作动机是这样的相似，以至于后人在谈到“发愤之作”的代表时，总是把《离骚》和《史记》相提并论。
从《屈原列传》来看，司马迁对《离骚》的推崇是发自真心的，“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是赞扬其内容上的现实意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高度评价《离骚》的审美价值。司马迁在赞赏它的同时，也在《史记》的创作中实践着这样的审美理想。
尽管我们总是把《离骚》归入抒情诗，而把《史记》放入史传文学的行列，但是在内容上二者却有很多相通之处。屈原的《离骚》中用大量的篇幅在“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侄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是并不忘以历史为“发沈雄伟博之辞”（［明］胡应麟《诗薮》）的根基，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班固《楚辞章句·离骚赞序》）在历代帝王的行为中搜寻得失兴亡的教训，探索挽救国运的良方，可以说《离骚》中也饱含着富于激情的“史”的成分。与此相应，对于《史记》，在称道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的严谨的史学态度的同时，也不能否定那蕴含其中的浓烈的抒情色彩。
这浓烈的抒情性源于司马迁的诗人气质和骨子里的浪漫精神。他是一位史家，但是他并不以史写史，而是以情写史，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每一篇都是从一种情感出发而生发开去的。难怪李长之先生直接称之为“伟大的诗人”，称《史记》是“抒情的而已。”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艺概·文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迁的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尚奇”。他对历史上的各种奇人、奇事、奇功、奇言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他又与屈原不谋而合，屈原的《离骚》就是因为它超现实的想象、奇特的神话传说和比兴手法的运用而被刘勰称为“奇文”的，司马迁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是他却把这颗“尚奇”的心蚀化在对奇功伟业、奇特经历、奇人怪事的客观描写之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例如：陈涉，并非王侯将相，不过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贾谊《过秦论》）但是司马迁正是因为赞赏他的生死观和反抗精神而把他作为奇人看待，以其特有的评价标准将他归入“世家”的范围。还有《滑稽列传》中淳于髡与齐威王那段“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奇妙对话，《始皇本纪》“祖龙死”的那个奇怪的变异，《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死前的铮铮预言。司马迁就是要用自己的那支“不虚美，不隐恶”的笔为“扶义淑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传奇人物立传，为那些因忠言遭祸或无辜蒙冤的人昭雪，由此来看，他的“尚奇”也是个人悲愤之情的曲折表达，是与屈原的精神实质相通的。
司马迁的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的另一种变形的表现就是蕴于《史记》始终的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种情感基调也和《离骚》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认为《离骚》与《史记》中的这种悲剧色彩是屈原和司马迁二人悲剧性遭遇的直接结果，那实在是不全面的。在屈原和司马迁的性格本质中早就嵌入了难于泯灭的悲剧情结，或者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都有相似的悲剧情结，只是强弱不同而已。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投下的阴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知识分子以兴邦治国，匡助国君为己任，也在其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由于他们比普通大众有更高的理论修养，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广泛的接触，所以他们懂得用自己的价值取向去衡量政治的成败得失，甚至他们可以有自己崭新的意识思想。带着这样的积极而善良的愿望，怀抱着“美政”的理想，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政治漩涡之中。直到他们身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皇权政治体制之中时，才意识到在强大的皇权统治面前，他们的力量太微弱、太单薄，靠个人所谓“美政”理想根本无力改变现实中的任何方面，在这种极度的反差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悲剧情结便被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性格。而且这种反差越大，悲剧的弦律就越强，所以像屈原、司马迁这样的个人心智极高的知识分子，就比别人列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人生的悲剧意味。这种悲剧情结像一颗种子，埋在一片貌似平静的土地之下，它只需要一个萌发的契机，一但巨大的挫折降临到他们身上，这颗种子便会一下子滋蔓开来，一发而不可收。对于屈原来说这个契机就是被“放流”，对于司马迁来说这个契机说是“受腐刑”。如果说，这两件事对他们各自的命运是灾难的话，那么于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却是“福音”，因为他们是屈原、司马迁悲剧情结的催化剂，悲剧情绪的介入使得《离骚》和《史记》更增添了时代的厚重感和历史的张力。鲁迅在评价屈原作品时，这样说：“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的确，《离骚》的感人之处并不在它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在其“英雄失路”的悲剧色彩。李长之在评价《史记》的创作时也说：“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固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深埋于作家心中的悲剧情结往往外化为一种矛盾心态通过作品民展现出来。屈原将心中的悲剧意味转化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离骚》中，他一方面表现了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精神和坚持自己人格现想的决心，“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为楚国的前途而焦虑，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他不顾个人得失荣辱，只求挽国运于既倒，“岂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另一方面，他又在现实的折磨下，为自己想到了去国运逝的出世之路：“思九州之博大兮，届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并试图走上“远逝以自疏”的旅途。在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那悲剧的色彩喷薄而出：“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腉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已矣哉！国无人莫吾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现实的无路可走，为屈原的结局奏出了悲剧性的最强音。
司马迁将心中的悲剧意味转化为历史与人文的矛盾，他用一种诗人般的富于激情的眼光看待历史，用蘸满同情的笔描述历史。一方面，他力求以其执着的求实精神面对纷复的历史资料，“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他又被他丰富的情感所牵动，赞美复仇者，赞美下层人物，赞美坚守节操之士。在这种历史与人文、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失败者便被罩上了浓浓的悲壮的光环。项羽可谓悲剧英雄之首，司马迁用史家的严谨态度如实地表现他失败的必然性的同时，又那样竭尽全力地为这位“近古未尝有”的失败豪杰烘托出走向末路地悲路氛围。兵困垓下，项羽“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自刎乌江，项羽三叹：“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其“心已死而意犹未平”（钱钟书《管锥篇》）之状跃然纸上。在一部《史记》中，这种充满历史与人文矛盾的失败英雄又何止一个项羽，佐秦以变法的商鞅，充满殉道精神的屈原，薮面而死的吴王夫差……司马迁把心底的那份悲剧情结溶入到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创作中，“惟不拘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而成就了这部“无韵之《离骚》”。
尽管后人评《离骚》是辞赋之祖，《史记》是纪传之祖，但是在创作精神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在作家的人格追求上是隔代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从思想要艺术上的最简洁而且准确的概括。
2007.4.6
参考书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2.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3.韩兆琦《史记通论》
4.聂石樵《司马迁论稿》
5.钱钟书《管锥篇》
6.《史记研究粹编》
7.《历代名家评〈史记〉》
8.郭沫若《屈原研究》
9.《楚辞研究论文选》
10.闻一多《离骚解话》
11.褚斌杰《历代名篇赏析·离骚》
12.曲德来《屈原及其作品新探》
13.聂石樵《屈原论稿》
14.聂石樵《楚辞新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