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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骚》谈屈原的人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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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离骚》的研读，人们不难体会到屈原人格的崇高和俊美，及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围绕着楚国的出路何在、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写的，就好像一首乐曲中的两个主旋律，这两个问题反复出现，不断地寻求着合理的答案。《离骚》起笔不久就指出了楚国前途的危险：“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之惮殃兮，恐夏舆之败绩。”屈原希望楚王能够离开幽昧的小路而跟他走上国治民强的大道。因为屈原不但是一位诗人，而且更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政治理想包括两个方面：对内，他主张“美政”，即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政治，实行德政，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他主张合纵抗秦，而以德政统一中国。屈原的“美政”集中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屈原执着地坚持由楚国实行统一带有狭隘性，但是这却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而且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战国时期，七雄纷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首蒙其害的是人民，而救祖国正是为了拯斯民于水火，这在屈原的其他诗歌里也有所反映：“皇天之不纯命兮，遵江下以流亡”（《哀郢》）。屈原以深沉的哀痛画出了一幅国破家残的流民图。而“举贤授能”之目的也正在于减轻人民的苦难；提出“合纵抗秦”也同样是为了减轻战争的威胁与破坏。所以说屈原的“美政”在客观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再说战国七雄都有可能统一中国，而其中条件较为优越的齐楚秦三国，当时的形势是：齐国最富，楚国最大，秦国最强，“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由此观之，屈原“美政”的提出全在于实现从割据状态到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的过渡，的确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屈原的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有很大相似之处，它也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巨大进步变革的时代。屈原本人就是为了建立新制度而奔走呼号的，他是走在时代先驱者行列中的历史人物，他高唱“来吾导夫先路！”并愿做弃旧图新的开路先导。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屈原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他的“美政”也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以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面对“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国势如江河日下的情形，从事过政治、“娴于辞令”而又“明于治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政治家屈原，为了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抱负，同腐朽势力进行了毫不妥胁的斗争。
但是，由于楚王昏庸无能，不能体察他的忠诚，反而听信谗言，任用佞臣，而将屈原放逐，屈原在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纳，而自己处境又极为不佳的境况下，也不肯放弃对“美政”的追求。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追求理想之心反而愈加强烈、执着。女须女劝他明哲保身，与世同流合污，放弃理想。对于女须女的劝诫，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认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士”才是楚国的出路所在。他决心再一次地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然而，得到的却是帝昏“依阊阖而望余”的冷漠。既然连天国都无好人，哪里还会有是非曲直。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看到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地寻求希望。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盼望以爱的力量消除痛苦，最终改变“哲王不寤”的现状。他振作精神去“求宓妃之所在”，可是，“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的宓妃骄而无理。故此，屈原只好改变主意弃去而更求他女。他的第二次求索又失望了；屈原看见有女戎国的美女，便托鸩鸟为媒，鸩鸟不肯并且远离了他。接着他又想托雄鸠为媒，但却“心犹豫狐疑”。最后转托凤凰，然而却迟了一步而“高辛之先我”。这样，屈原的第三次求索也失望了；在失望中，他又想趁少康未娶家室之际去追求有虞的两个女儿，但是因为“理弱而媒拙兮”，他的第四次求索又再一次地失望了。一次次地求索，一次次地失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他的求索都没有结果，因而他的理想也没有实现的机会。所以，苦闷的心情始终得不到解脱，在极度失意的心境下，他又找来灵草、折断小竹枝而“命灵氛占之”。“灵氛”说“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并劝告屈原“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指出了屈原“去国求女”的出路。屈原听后“欲从灵氛吉占”，但出于对楚国深挚的爱，他又“心犹豫而孤疑”起来。于是他又去请教“巫咸”，“巫咸”鼓励他说：“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还是力劝他“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而“去国事君”。最后屈原终于接受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决心远离楚国到他邦去实现自己的“美政”。“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他探索，他神游，他奔走，他追求。正当他“抑志而弥节兮，神高驰之邈邈”的时候，忽然在晨曦中看见了故乡，就连他的仆从和马也因为眷念故土而悲伤起来，不肯再继续走下去了。屈原在留楚不能、去楚不忍的激烈矛盾斗争中，看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情形，觉得还是楚国最亲，宁可死去也不愿远离楚地一步。因之，他便采取了最后的断然措施，用死来披沥肝胆，显示自己坚如般石石的一颗爱国忠心。
在《离骚》中，句句都渗透和体现出了这种为祖国矢志献身的深沉思想和悲壮美。屈原的归宿正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命运。诗人屈原的命运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既是他个性的悲剧，又是他那个时代和人民的悲剧。《离骚》中所体现的代表先进社会力量的美好理想和崇高的人格以及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冲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获得了更高的价值。因为美丽的东西的毁灭，是那高标独立的个性在现实关系的发展中所必然遭遇的悲剧命运，而今天仍以它的悲壮美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屈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脊梁”。屈原之所以要在“上下求索”之后走上尸谏之路，从现象上看好像是因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然而从本质上分析，其实质全在于他的爱国忧民。“忠君”则是这一思想内容的表现形式。因为“忠君”与“爱国”密不可分，实在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正如范文澜同志所指出的：“国家建立在祖国的土地和被压迫上面。代表国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在表面上似乎是站在社会之上，通常以公正的中间人姿态来调和两大敌对阶级的冲突，因此也似乎代表了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国家、君主三者常常混为同一的事物，被统治阶级区别不清楚”。“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族的朝廷与君主”。“以恢复前朝为号召，实际意义是借前朝作象征来恢复祖国”（《中国通史·绪言》）。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志士坚持抗战，保卫祖国，尽管这种行为在他们的主观上是对于旧朝旧君的忠爱，但在客观上却是与祖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那么，屈原的“忠君”当然就更不是要打倒楚王和推翻统治，而是把“美政”的理想寄托于楚王一身，少则不满，多则怨恨罢了。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先生有一段十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其实质，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弄不下去了。当然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够作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因而，处在战国七雄纷争中的屈原，通过“忠君”来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心，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更何况在战国时期，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和权力的代表，“忠君”就是为了“爱国”，而要“爱国”就必须做到“忠君”，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宫车覆驾，皇舆败绩简直就等于亡国，而屈原也正是“恐皇舆之败绩”。所以他才要上下求索，为楚国寻求光明的出路，以致于用自己的生命去殉理想、殉祖国。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沉的感情”《列宁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６８页）。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不但接近了人民，而且了解到了人民的苦难和体验到了国破家亡的悲惨，他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哀叹。他的痛苦因此而逐渐加深，对统治集团的认识也愈加清醒，同时，追求理想的态度也就更为坚定和强烈。诚然，出身于贵族阶层的爱国诗人屈原，其思想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忠君”的烙印，亦即所谓时代的局限性。他把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君主而忽视了人民的力量，这正是感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甚至饮恨而终的悲剧之根源。但是，屈原忧国忧民的一生，不仅得到了人民的尊敬与同情，而且获得了生命的最高价值。《离骚》中所体现的屈原这种以身殉国的崇高美德，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不但是我国传统文学中宝贵的不朽财富，而且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和共同的心理特征之一。并且成为鼓舞后世之人反抗民族压迫、追求国家富强与光明前途的巨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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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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