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暴力程度加剧的同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和各地的警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理性和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是目前民众诉求有由特殊变为一般、由具体变为抽象，事件由个别地域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苗头。例如，2007年厦门“散步”取得问题的妥善解决后，2008年年初的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和年中的成都市民反对彭州石化项目，参加者都力图借鉴厦门的经验；2008年的出租车事件也明显地从一个地方迅速向更大范围蔓延开了，且还提出搞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能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

四是信息更为公开，主流媒体也逐渐学会了不讳言“负面新闻”。汉源事件时，地方政府封锁消息，连主流媒体的记者都不让进去。我们当时几次进去也都只能悄悄地进入。2008年瓮安事件时，开始也是把路堵了，把手机信号屏蔽了，后来完全公开了，我就是公开去调查的。

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我想可能一方面是信息更公开了，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多了，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另一方面就是2008年出了好几个恶性的个体事件，像杨佳案等，让大家觉得好像气氛比较紧张。

我有个基本判断：我们还不能仅根据几件群体性事件，就轻言它们表明了民众对党和政府存在严重与普遍不满；也不能就此推论出中国已陷入了社会危机，马上就有发生大面积社会动荡的可能。我依然信从这样的结论：“大局稳定，问题不少”。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 “散步”、“集体休息”这样的表达方式？

单光鼐：我们要给民众一个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现在是各地民众自己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方式，老百姓在不断“试水”，一方面，他们希望以这种无组织、有规矩的和平抗议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力求尽可能做到不违背现有的社会规制。因此创造了“散步”、“购物”、“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等形式。这也实属无奈之举。像厦门、上海和成都都是中产阶级维权，相当理性；这次重庆出租车司机是蓝领维权。重庆人是有名的火爆脾气，但仍能做到这样理性，也很不容易。

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宽容。厦门散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针对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的散步，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在重庆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市委书记薄熙来和行动者直接对话，解决问题；瓮安事件，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群众鞠躬致歉，果断免除四位县委、县政府领导。这些都是政府应对的亮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省、市领导开明、亲民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这也证明民众是可以和政府理性互动的，双方都在其中学习民主、学会妥协、学会良性互动。

在很多地方，警察也表现得很克制，无论是在上海、成都和重庆，还是广州、深圳和海南。这次出租车事件中就没有抓所谓幕后组织者，只抓了一些砸车的人——砸车的人还是要抓的，任何人都不能搞暴力。我跟一些地方公安部门的同志讲，你们下半年出现了很多亮点，你们的应对有了很大长进。

相对暴力事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言，“散步”要轻微得很多。我认为，是不是考虑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中，尝试和摸索出一种形式让它制度化，这样一是可以保证群众的合法权利，二是也可以对其规范，使行动保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准则主义许可制”。

从这些年来看，一般和平的方式往往发生在资讯发达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暴力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发生在中西部相对封闭、偏僻的小县城。民众和政府都要理性，要寻求一种妥协、可以让双方接受的表达方式。倘若找不到一种“最好的”，能找到一种“次优的”，也应允许。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发生暴力，双方又能接受，就可以允许尝试。其实，现在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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