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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要看戏剧，父亲要看新闻，母亲要看连续剧，而你要看动画片，此时，如果遥控器掌握在你手中，全家人都听你的，你该怎么办？
提问最多不超过五位同学。
归纳：说明一个家庭的道德准则：上有老，下有小，当两头无法兼顾时，应该照顾老的一头，先考虑老人的感受，因为他们已经辛苦了一辈子了，不容易。毕竟“孝顺第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祝贺语。）
7、作业： 1’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写一写，我理想中的温馨的家庭，作为这周的周记。字数不少于500字。
板书：
散步
莫怀戚
初春，一家人，田野，散步
我：孝顺。
母亲：善解人意.
妻子：体贴。
儿子：懂事。
2003年12月4日定。
■有人说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最激烈的一年，这个我还在思考，倒未必是，我还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前几年也许比去年更厉害，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
■中西部小县城里升学、就业机会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多，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那就更易呼啸成众，肆意而为。这在以前的广安、大竹事件中已有显现，在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中男青年的暴力行为更为突出。为此，我曾提出要关注“县域青年”的命题。
■从我们研究来看，“群体事件”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峰期。可以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数量上甚至还会继续增加。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发自北京
“群聚”谱系简表
八个案例比较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瓮安、孟连、出租车罢运等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为此担心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危险的程度，有人则认为，这只是社会转型过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先生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并对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了深入研究。
与一般研究人员不同，单先生多次亲赴事发现场做实地调研。熟悉基层调查的社会学方法，能驾轻就熟很快“进入”现场与各方面的人士沟通，使得他能够在掌握比较真实全面的材料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较为理性而客观的深度分析。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问题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
错误的“乐观”与“悲观”
南方周末：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年，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单光鼐：目前对于群体性事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两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一种认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强大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人民警察，闹事也就是闹闹而已，成不了大气候，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种呢，认为市场经济搞起来以后，物质生活丰盛了，人的思想却乱了，贫富差距大了，贪污腐化多了，下岗失业的人这么多，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么多，社会布满了干柴，到处都是火药桶，只差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
前一种是盲目乐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轻视，掉以轻心；后一种是悲观的思想，持这种思想的人，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害怕，遇事惊慌失措。
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行为，若依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和对制度的扰乱程度四个维度，可以将其排列成一个谱系，那就是：“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
就我们的分析来看，中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尚表现为“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是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既不是诉求明确、组织化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的“社会运动”；更不是带有鲜明政治诉求，有党派势力从中作祟的、社会危象频仍的“革命”前夜。海外有媒体渲染的“瓮安起义”、“陇南暴动”，显然是夸大其词。
现有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前几年的万州事件（重庆市万州区一名自称局长的男子与其妻当街暴打挑夫后，引发公愤致使出现群体性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高一些，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四川汉源因移民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有的事件起初是诉求、目标明晰的集体行动，随着其他人裹挟进去，又演变为没有目的而仅是发泄愤恨情绪的集体行为，整个事件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混合体。如前两年的广安事件（因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大竹事件（因女工离奇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以经济、民生利益居多，且是单一议题，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抗议企业污染环境、追索医疗责任、要求查明亲属死因、抗议客车涨价，等等。
这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大都没有既定的预谋，矛头也大多是指向企业、地方权势阶层和地方政府的不当之处，没有指向中央政府，更很少质疑执政党的领导权威。
南方周末：我在下面经常听到很多老百姓的说法是：中央政策好得很，但一到下面就被县乡干部这帮人搞歪了。
单光鼐：是这样的。我听到和看到的比较一致的情况是，民众信心在从基层、地方、省到中央的排序中呈逐级递增趋势。
这种“上级比下级好，中央比地方好”的心态，是下层群众聚集的观念基础，它影响着民众对聚集事件政治风险和成功机会的判断，从而影响他们诉求方式和行动策略的选择。
一些人遭遇不公，在基层解决不了，除了不断的上访外，往往就会采取尽量把事情闹大的办法，借以让上级或中央了解情况，求得问题的解决。
具体表现在，群体性事件往往援引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2004年，四川汉源的农民因征地补偿纠纷在水坝工地上聚集时，打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横幅，喊着“拥护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等口号。他们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汪洋的到来是欢迎的。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同志到村里与群众座谈，男女老少跪了一大片，企望有“青天”为他们做主。
2008年的新特点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就你来看，2008年与前几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单光鼐：总体来讲，有这么几个新的情况。
一是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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