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首古歌横过万里苍穹
    如果飞翔就叫做大雁
    没有人知道
    我长久仰望的头颅是如何加重的
　　——巴音博罗
    在诗人越凑越多、面孔越来越相似的集约化写作年代，我们最大的惶惑便在于惊讶地发现：这所有的声音事实上都只是同一个声音；这表面听来歌声重叠的世界，事实上只是一部参差的大合唱。惟其如此，我们才如此急切地在诗人群中寻找那些不曾被湮没的属于诗人个体的歌唱。在这种大的诗歌背景下，对于巴音博罗诗歌来讲，它所有的意义都在于：它向我们——向这疲软得虚弱的诗坛表明了在程序化和模式化的诗意消解时代，坚守自己灵魂的家园和诞生那种逼近人心的、充满生命的盐分与铁质的诗歌并不是没有可能。巴音博罗自己也因了这种不妥协、不媚俗的写作，使自己在无数的真诗人和伪诗人中，终于坚挺地浮出厂水面，成为一座令人仰慕的山峰。
    有评论家把出身于满族的巴音博罗和出身于彝族的吉狄马加相提并论为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两位少数民族诗人；这一论断虽不太准确，但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巴音博罗在诗歌创作上的已有实绩和内在的巨大潜力。
    巴音博罗虽有一汉名叫崔岩，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弯弓射雕的努尔哈赤部落的血液，他—九六五年生于辽宁，父亲是一个水文工程师，因此他从小就随父亲辗转于东北的河流之间，从小便与白山黑水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近年来，巴音博罗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大家》、《星星》、《诗歌报》、《诗神》等国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并曾获《萌芽》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结集出版厂诗集《悲怆四重奏》。目前则受聘于辽宁省作协任合同制作家。
    一
    无论从哪一向度来看，二十世纪都是一个文化重建的世纪，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它乃人类的末日，是一个“任何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一次重铸的时代”。因此，生活于本世纪——尤其是世纪之交的诗人没法不面临这样一种抉择：面对价值毁灭、物极不反、理想泯灭、人欲横流的时代，诗人要么提出与传统信念完全不同的新的信念，要么处在这种危机意识中，对历史的传统信念和精神进行再审查与再反思以此来寻找新的支撑点和新的意义基础。从巴音博罗现有的创作来看，他当是属于后者的。这就从某种意义上标明了他是一个历史情结者和一个带有宿命意蕴的悲剧英雄式的诗人。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则往往表述为那种对死亡意识的深切关怀，对一个已走向夕阳和夜色的辉煌过又屈辱过的先辈民族的无法释然的怆然情怀。   
    如前所述，巴音博罗是一个少数民族诗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诗人都有机会面对一部集辉煌与屈辱，尊严与腐朽于一体的民族历史。而满族，或者说它的更前源的女真，恰好便具有这样的已失岁月，这就从文化沉淀和精神的骨血遗传角为巴音博罗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比任何一个汉族诗人更宝贵更独特的意遗产。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一个除了血源和脑子里那一部血与火的满族历史外，几乎被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诗人巴音博罗肯定从骨子中有一种苍凉的不可归依感和灵魂的漂泊无栖感井时时铭心噬骨地侵蚀着他、拷问着他。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写过：“我是一个旗人，但我用汉语写作。我也把汉语作为我的母语。这是一种悲哀呢还是幸福?当那条名叫‘女真’的河流从我们的血液中汩汩流往‘华夏’的海洋。我时常被这种浩瀚的人文景观所震撼……我想，我们血液中已深深渗透了那种悲剧意识，我不能不看重苦难，它是我所有情结和感受的惟一来源。哀而不伤，怨而不绝，这是我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母语的写作》)
    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大变革所留下的历史和往事所带来的生命不能承受的重，使巴音博罗诗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苍凉、悲壮和博大。或者说，是这些沉重的、深深切入一个民族和它的后代子孙骨血的锋利，诗人无可选择地选择了目前这种诗风，才能与之相契合：
    我叫巴音博罗，是努尔哈赤的
    纯种后裔。更远枝蔓的女真
    是我剽悍的祖先，从白山黑水中
    挺出来，用金戈铁马
    踏倒过一个庞大的王朝……
    这是谁都知晓的虚荣，不值炫耀
    值得炫耀的是大烟、鸟笼或女人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