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亲人们心甘情愿走上祭祀的
    神台，像远古的蜡烛镀亮的英雄
    那些卑贱而高贵的幽灵袅袅升腾
    宛如茅草屋顶上若有若无的青烟
    尘土。粮食。血缘。智慧和一片废墟的
    帝都的衷伤，终于在落叶的叹息
    和死者的沉默中    尸骨还乡
　　——《吉祥女真》
    在巴音博罗对民族已失历史的追问中，他不是要找回那个已然丧失了的世界，就像一个昔日的君王要复辟。其实他只是在怀念，在反思，在以语言的体温去感悟那些尘封的往事，并在随风飘逝的旧岁月中，寻找一缕缕生命可以依托的亮光。因此，巴音博罗要怀念的就不仅仅是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的传奇故事，他要回忆的是整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记忆中那些永远无法释然的情怀。当巴音的诗笔低缓地一一地抚过关隘、长城、锈蚀的剑柄、落日下无言的旧宫废墟，我们便听到了一种碰撞的声音、一种融合的声音、一种消逝的声音和一种生命被浸入历史的喟然之声。而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深沉旧事就这样带着绝望而优美的弧线从诗人的指尖轻轻地滑落，像一滴水融人了整个大海，像一丝烛光融入了灿灿朝阳……   
   
　　二
    在巴音博罗的作品中行走，我常感到一种久违了的恒久的沉重，那就是他对于死亡的状写和思考。我一向认为，中国诗人——岂止诗人，应当是整个文化界和知识界，拙于或者说是很少以神性的目光来打量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偶在的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细细地思考过从神本的景规转向人本的景观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诗人几乎从没认真考察过死亡这一沉重的母题。尽管这一问题在新诗以来——主要是新时期诗歌以来，虽有一定的改善，但个体生命的死亡问题，人生的苦难问题一直被旧有的思维模式挤压着，得不到真正的思考。功名的追求，人生的适性得意和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等湮没了对个体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从孔夫子起，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就把死亡的苦难和对死亡的追问一笔勾销。
    时至今日，少数诗人们已经看到，人生的死亡问题，人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问题肯定不是道德伦理学能够解决的，更不是社会政治形态能够解决的。每一个生存着的人都将面临一死，在这样亘古不可改变的宿命面前，在人生的苦难和无所适从面前，一个优秀的诗人难道能袖手旁观，一任良心成为“凉心”吗?尤其是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集约化拜金主义时代；尤其在这样一个每一个生活着的人都感受到了某种命运荒诞的时代。因而，巴音博罗所有关于死亡和宿命的作品都是一次对以上问题的坚挺反驳，是一次西绪弗斯式的对既定命运的抗争，是他通过死亡意识来表达的他对人世、人生、人性这些高贵的东西的抚摸和关爱。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活的灵魂之永恒。这也许一直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面临的母题。这是不可更改的，亦是全新的。而光明、黑暗，孤独、真理……更是当代人的思索与诘问的契合点。”(《我以亡灵的散步作为我的故乡》)
    伟大的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中，曾深沉地写到了死亡，从而引起一些人的疑问。对此，里尔克回答说：他在哀歌中并不仅仅是把死表现出来而已，死固然是弃我们而去的生命的另一方面，但吟咏死，更多的却是为了指出爱的真正地位。为此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死处于每一终极的爱的本质之中，只有这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无限中去爱一个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
    对此，哲学家鲍勒诺夫也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生命已不能明晰地理解世界，当自我因沉溺于非理性的生活秩序之中而遗忘了自己，当生命的冥暗面显露出整个深渊时，‘沉睡着的兄弟，——死亡，必然会负有新的使命。”  (鲍勒诺夫：《生命哲学》)而一切关于死亡的经验，则一如艾略特所说，是被植入“更大的经验整体之中的”。
    与此同理，在巴音博罗那里，那些纵情抒写死亡的诗章，同样是把对死亡的思考作为反思爱与苦难的一种手段，因此不管是对守灵之夜的回望，还是对安魂曲的聆听，均让我们感觉到了灵魂脱离肉体后的安详和平静，感觉到了在死亡之外的对于生的渴望和慰安。在对死亡的冥想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比死亡更为博大的存在：那就是通过死亡来映衬的生存之爱!无论是死者对人间的追怀还是生者对亡灵的祈祷，都渗透出这种爱的深度与广度。

    也许，当我们闭上双眼叩问茫茫宇宙：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将归于何方时；这事实上标明了现代人正从那与生俱来的生死大迷茫中逐惭走向成熟。    而夜鸟的歌啼更为清越，像耋耆者肩头的地平线!高龄，你长风轻扬的旧袍上年代重叠；你灰烬熏陶的内裤上精液斑驳。你在火炭之路的尽头说著梦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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