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中国的分布，就像海洋在地球的分布一样，广大而深沉。与喧嚣扰攘的城市相较，乡村显得闲静舒缓。然而，随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旷野乡村也在悄然涌动，偶尔也会有火山从海底喷然而出。巴音博罗的小说《火》，描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离奇故事，一个喜欢纵火的青年农民，便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的某些生存图景与躁动不安。
　　如果说《火》要凸显的是乡村的躁动，那么作品中表现躁动的意象便是“火”。这个“火”，既是实际状态的自然之火，又是乡村百姓的“心火”的象征。如此的构想，透露了具有诗人身份的作家的诗性眼光。
　　巴音博罗的这篇小说，是对当代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的思索。小说中以“二拐子”为代表的各色乡村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生活在北方村落的社会边缘人，为什么选择用纵火的方式显示个体的存在呢？是愚昧的游戏，还是有意的反抗？同时，乡村百姓为什么对纵火行表现出让人疑惑的容忍？那不时地出在乡间的破坏之火是如何燃起的呢？
　　我觉得作品中的火至少有三个火源：怨恨之火、爱欲之火、贫穷之火。这“三味真火”潜隐于乡民的内心，总会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宣泄出来。有了世态人心的内在依据，二拐子个人所放纵的破坏之火，便具有了社会性与公共性。二拐子，也就具有了阿Q、陈奂生等农民形象的典型性。
　　
　　一  怨恨之火　　
　　   《火》讲述了一个叫二拐子的青年农民的“事迹”。他手有残疾，家贫，单身。喜欢在乡间纵火，他点燃的不是野外芜草，而是别人家用来烧火做饭的柴草垛，曾因此入狱多年。放出来后，又因再次纵火而被捕。
　　二拐子的再次纵火、以及对此次纵火案件的查访过程，成为这篇小说的故事线索。阅读这篇小说，我们始终会被二拐子的作案动机所牵引，但我们似乎不会把它当作侦探小说来读。这是因为，作品中明显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怨恨情绪，作家似乎也在有意的进行渲染，这说明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叙述案件本身。
　　这一情绪既是二拐子的，也是众多庄村百姓的。二拐子因得不到那兰子的青睐而心生怨恨，这不难看出。而十里八村的乡民的怨恨则是暗藏的、复杂的。在那兰子进城做“小姐”赚了钱回乡盖新房这件事上，乡民对此的反应作家只道出了他们的羡慕，并没有交待他们对那家的发财有什么不耻，相反，在新房落成典礼上还趋之若鹜地前来祝贺。这里的百姓，似乎带有了某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的民风。不过我认为，这不是真的。沈从文湘西小说中，人们对妓女是宽容的，作品中的男女之情是淳朴、真挚的，于平淡甚至苦难的生活之中，充满人情味和散发着人性美的光辉。而在《火》中，对人性则是褪尽铅华，直指要害的。村长和招风耳警察就曾咬牙切齿的诅咒：“应该蹲大狱的是那兰子，而不是什么烧了几捆柴草的二拐子。”而村中百姓的怨恨，则间接体现在对前来拘捕二拐子的警察的态度上，“……那天，当他们（警察）拉响警笛在尘土冲天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时，许多面露不满的村民纷纷涌到路边向他们咒骂着吐口水，有的孩子甚至还拣起小石子远远地仍过来……”。
　　乡民的怨恨是间接的，他们对平静的生活受到外来侵扰而怨恨，他们对传统的谋生方式的相形见绌而怨恨。村长等人的怨恨是直接的，他们对自己被那兰子染上了性病愤愤不平。二拐子的怨恨则是最隐秘的、痛彻身心的，因而也就最具破坏性。他选择了报复，选择了在那家新房上梁喜庆之时纵火。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1]  村长、乡民的怨恨是不同的，但二拐子的纵火，直接疏泄了他们的怨恨情绪。因此，二拐子，便成为乡村世界“化解”矛盾的一位民间“英雄”。乡民间的矛盾可谓五花八门，正是二拐子的一把把“社火”，平息了人们心中的怨恨之火。虽然方式比较奇特也有些违法，但颇有些狂欢化的民间效应。
　　
　　二  爱欲之火　　
　　由怨恨而生的情绪、情感包括报复感和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忌妒、阴恶。这在二拐子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但是怨恨又缘何而生呢？很显然，怨由心生。在小说《火》中，有几段描写可以窥视到人们（男性）心中的欲望之火：
　　“那兰子那天穿的是一件几乎裸露出整个后背和大腿的连衫裙，……散发着让人昏眩的香气，同时也像某种刀子一样放射出咄咄逼人的魅惑的光芒，小伙子们（当然也包括一些老年男人）全都不敢看她。但是他们又忍不住一遍遍偷偷窥望过来，并装成若无其事的忙前忙后张罗些事情。”
　　“‘嘿嘿嘿，老弟你说，见过世面的女人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啧啧。’他（村长）有些色迷迷地眯缝起眼帘，嘴角撤出一丝充满淫欲的涎水。”
　　“……（二拐子）看到忙忙碌碌的人群间，那位满面春风招待客人的女人赤裸而肉感的光洁后背，这才像挨了刀的狗一样抱着膀子绝望地暗哼一声下定了纵火的决心。”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一种本质上与文明相抵触的破坏力量。而马尔库塞认为，“对爱欲的持久约束最终将消弱生命本能，从而强化并释放那些要求对他们进行约束的力量，即破坏力量。”[2]  二拐子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有着正常的要求，但他的要求被“持久约束”之后，生命本能也弱化了，于是异化为一种破坏力。在看到那兰子对村长的屈从后，他不是去寻求正义，而是也想借机要挟，分一杯羹，这的确令人不耻。在被拒绝后，他选择纵火，虽是破坏，但也是他唯一能找到自我的路径了。
　　“爱欲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同样是写乡村的性吸引，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讲述的故事则多了破坏之后的“建设”。
　　花牤子也是一个农村青年，生活的环境也是乡村，但比二拐子大胆，敢于行动。但是对宁静的乡村也是一种“破坏”。出走之后，又受伤归来，其心灵又领略了些许的温暖，生命虽已颓唐，但也算完整。而二拐子始终是燥热的，他始终在埋怨着什么。我认为这就是二拐子的命运悲剧性之所在。具体说就是他对爱欲的误解，没有用心去建设，没有摆脱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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