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要想准确而详细地展示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就必须要知道他前后心境的变化。而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的“心灵跋涉”则往往是通过他的作品在“文字无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与其他一些仍保持充分活力的诗人相比，巴音博罗虽然起步较晚，但他依旧没能逃脱这种具有宿命意义的“圈套”。记得，在2000年第2期的《民族文学研究》上，著名诗歌评论家王珂在《从素朴到感伤的文体实验者——论巴音博罗的抒情艺术》一文的结尾处曾认为巴音博罗是介于“抒情型与哲理型”之间的一位诗人，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反映了诗人的写作状况的，只是涉及到“心路历程”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所要进行的研讨或许应当更为深入和细致一些。
巴音博罗是90年代以来身份极为特殊的诗人，而有关这一点，除了是因为他虽流淌一身凝重而激切的旗人之血却始终坚持用汉语进行写作，以及他清醒地知道这“早已不是抒情的时代了”却宁愿成为一个为数极少的职业诗人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他的“我常常以为是在做梦，是日光和月光的双重羽毛拥抚着我的心灵”的近乎“诗人与白日梦”的心态，以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个僻远而寂寥的北国小镇蛰居与写作，像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民”的自由自在（《诗选刊》2001年10期）。的确，在十余年的写作历程当中，巴音博罗不但学会了“倾听民间真实的声音”，也学会了“放弃许多诱惑和既得利益”（《鸭绿江》2001年6期），而“倾听与放弃”不但使他能够保持长久卓然不群的鸣唱，也使他可以在日趋宁静致远中渐渐触摸到了作为汉语之灯的诗歌真谛。
虽然，20世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已经使很多人几乎无法分清一个满人和一个汉人，但这却并不是任何一个女真后裔都要忘记历史的必然理由。早年就追随父辈走遍白山黑水的经历和不断在诗中以“努尔哈赤的纯种后裔”对自我进行命名的历史情结都似乎注定了巴音博罗要以选择历史与民族为自己最初的题材，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早期诗作甚至是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悲剧意识”。当然，这种倾向也是诗人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和自觉汲取西方文化的结果。在2001年“答《诗选刊》问”时，巴音博罗毫不掩饰地说出西方文化对他的强烈影响并列举出古今中外大量的名篇佳作，如果将这些与他特有的少数民族个性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可以想像：巴音博罗的诗应当是多样文化营养融合后的产物，他的起点应当是比较高而气质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综观巴音博罗的诗歌，即从1990年2月发表的《莽式空齐》到当下，我们似乎总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我们是否可以为他的创作划分一定的界线，并为每一段的都加上一个名字；也许这种方法本身可能是不科学的，因为对于一个优秀诗人而言，他的写作往往是和历史一样在实际上没有时间的刻度的，但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心路历程，这种人为的“以笔为刃”似乎又是必须甚至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接着上文的“选择历史与民族作为自己最初的题材”继续叙述。诗人究竟是如何叩问历史的？又是如何体现十分强烈的民族特色的？首先，我将从1990年到1995年即诗人参加“第十二界青春诗会”前后这一段称之为诗人的“历史抒情阶段”——以描绘历史与民族为主要的诗歌表象。从“就这样，亲人们心甘情愿走上祭祀的神台，像远古的蜡烛镀亮的英雄/那些卑贱而高贵的幽灵袅袅升腾”（《吉祥女真》）开始，无论是“无法承受一个王朝的悲怆”的《悲怆女真》还是描绘“更远枝蔓的女真是我剽悍的祖先”的《女真哀歌》，巴音博罗的诗中或曰在他的头脑中就一直充满了关于自己民族历史的意象；同时，“我崇尚‘高贵’的诗，这高贵也就是‘真、善、美’。我希望在日渐凋零的诗坛上，出现具有民族性格，蕴含汉文化特质的大气之作。做为一个旗人，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深感悲怆。沧海桑田，百年烟尘……我深深热爱这沉浸在黑土中的人们，并用我嘶哑的歌喉在北中国的大平原上独自吟诵着！”的诗人自我话语（《北方文学》1994年9期60页《诗人的话》）又使他不断通过民族的方式介入历史，短诗《迎亲婆》、组诗《凝玉》等都是他用诗反映民族色彩的作品。当然，既然在这个阶段选择历史与民族已经成为诗人的主要对象，而血与火的历史又已经成为一个远逝的背影，那么，与之相适应的，自然应当是诗人灵魂的漂泊与苍凉的无可归依感，而这些感受在向外喷涌的时刻，就是作品中悲剧意识压抑之下呐喊式的激情洋溢。这时，巴音博罗的诗中似乎总是飘荡着一种情感抒发与寂寞孤独混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