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和尚听潮，武行者出家，浪里白条张顺射鱼……《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显现着杭州的文脉——在近日召开的“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会”上，全国近百名专家齐聚杭州，研讨的中心话题就是：《水浒传》里，抹不掉杭州地域文化印记。

　　会后，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接受了本报的专访。身为钱钟书弟子的他，从地理态势、气候物象、方言运用、风俗描绘等全方面来论证，杭州才是水浒故事孕育与发展最重要的地方，杭州就是“钱塘施耐庵”长期居住的地方。这个观点，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永祜、中国水浒学会会长佘大平、作家吴越等多位专家的支持。

　　关于杭州与水浒千丝万缕联系的证据，马成生专门写了本书叫《杭州与水浒》。研究生毕业他写了关于《水浒》评本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是当年钱老师指导下唯一一篇被评为“优秀”的。从此，马成生就走上了“水学”研究的道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证据一：

　　早在明代，学者就提出杭州是孕育水浒文化的地方

　　最早提出《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是明代杭州的藏书家与著作家郎瑛。与郎瑛大体同时的藏书家高儒，进士出身的著作家田汝成，举人出身的藏书家、著作家胡应麟，进士出身的著作家王圻，都一致肯定《水浒传》作者是施耐庵，是“钱塘人”、“越人”、“武林人”，都说的是杭州人。在明代，尚未发现文献对此提出过否定的观点。

　　南宋时期，杭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文化娱乐事业最为发达。源于北宋梁山一带的“宋江事”——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也就在杭州发达的文化娱乐中孕育着、发展着。终于，在街谈巷语、瓦子勾栏中传诵与说唱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水浒英雄个人命名的单篇水浒英雄故事，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随之，才有了长篇集体见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英雄故事，并逐渐演化发展成书。

　　证据二：

　　江南特别是杭州的地理气象描写出奇准确

　　写小说需要想象，脱离了真实场景的依托，免不了和现实有些误差。但如果是取材与真实场景的小说故事，就能从字里行间找到佐证。

　　《水浒传》里凡是写到长江以北的部分，无论从地理态势还是气候物象，经常会出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错误。比如鲁智深自五台山文殊院到开封大相国寺，该是南行，却错向东南千余里的青州。“林冲雪夜上梁山”。杨雄、石秀为杀潘巧云而上的翠屏山，戴宗、李逵找公孙胜而上的九宫山等，都是寒凝大地、冰封世界的时候，书中却写成“山排巨浪”、“漫漫青草”、“飞泉瀑布”，更有“新鲜果子”等竟然像春夏季节。所以很多专家们都肯定，“水浒”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北方的严冬是何等模样。

　　而相反的，长江以南，特别是杭州一带，则写得非常具体真实而且准确。不仅是临平山、古荡、灵隐寺、吴山等较显著的地方，就是少为人知的小村如五云山麓的范村，花港南侧的定香桥也是如此。至于气候物象，如西湖春日的“水色拖兰”，“山光叠翠”都写得很传神，更有“苏公堤桃红柳绿”、“三天竺哓霞低垂”等西湖景点的逼真写照，这都分明显示出作者对杭州的无比熟悉。

　　证据三：

　　翻翻“水浒”到处都是杭州腔的“儿尾词”

　　再从方言土语的运用来看，《水浒传》中运用的语言，专家们指出属于“吴语”，通行于浙江省大部与江苏省东南部，同时也融进一些杭州地区极小范围中的方言土语，最为突出的就是杭州腔的“儿尾词”，在书中运用的频率极高。

　　如开头的王进挑了“担儿”，史进戴了“帽儿”，李忠“插把纸标儿”，打破郑屠脑袋时“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一直用到了全书结束。有方言专家指出，这个“儿尾词”，基本上只通行于杭州城区和城郊结合地带，而《水浒传》中，不仅运用得多，而且运用得极为熟练。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作者长期生活在这一极小范围内，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