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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评介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之谜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文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体写成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想要找一个没有听过水浒故事，不知道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宋江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很少几部古代名著能够达到《水浒传》那样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程度。
《水浒传》巨大而几乎是永恒的魅力是怎样获得的呢？让我们先从小说的历史原型及其演变成长篇钜制的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说起。
一
说到《水浒传》，人们就会联想到《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的记载，因而自然地把它看作一部据史敷陈的历史小说。胡适说：“……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人都是历史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离奇，遂成一部《梁山泊传奇》。”（《水浒传考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水浒传》列入“元明传来之讲史”一类，说：“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胡适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成书过程的表述是非常精辟的，所以一直为后世学者所认同；但他们所相信的宋江史实的真实性，以至于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看成《水浒传》的创作原型或素材来源，却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有关历史上的宋江的疑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宋江是否确曾“啸聚梁山泊”？查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的官私史料，关于宋江的活动地域，一般有“淮南盗”，“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东都事略·徽宗纪》）、“京东贼”（《青溪寇轨》）、“河北剧贼”，“转掠京东，径趋沭阳”（《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等记载，其他有关宋江的史料，如《折可存墓志》只说“草寇宋江”，《张叔夜家传》只说“群盗宋江”，没有一条说过宋江曾啸聚于梁山泊的。
第二，宋江是否“其势实甚盛”？出于北宋史官之手的《宋会要辑稿》，并无关于宋江的记载，至少说明宋江之事影响甚微，故不值得在史书上留下一笔。《东都事略·侯蒙传》引侯蒙“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话，也许是侯蒙为招安宋江张目的夸饰之词。其实，宋江只是一支小规模的流寇，因此会败在一个小小的沭阳县尉王师心的手里（吴师道：《敬乡录》）。有人估计，他们即使不止三十六人，“但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人，所以张叔夜能以一千兵收降了他”（华山：《水浒传和宋史》）。相比之下，与宋江几乎同时的张迪聚众数十万，高托山自称有众三十万，宣和七年招安张万仙等五万人，贾进等十万人，规模都远比宋江要大得多；更不要说王则、方腊这些在《宋史》中列有专传的造反者了。
“梁山泊聚义”的显赫声名之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完全是由于《水浒传》的功劳。《水浒传》的巨大艺术魅力，竟然塑造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它不仅使一般的平民百姓极其熟悉梁山泊的故事，甚至连史学家也把文艺当成了历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中说：“按《水浒传》所说，他们起义的根据地是梁山泊，地在今山东郓城，宋江亦郓城人，……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他们行动的目标是打击官府，打击大地主，如林冲还有一种抗击契丹的要求和思想。这些记载，基本上应有所据。”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往前推，成书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有人认为其中有关宋江的记载也是来源于“小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宋史》编纂之时，关于梁山泊的民间传说已经风行天下了。
追根穷源说来，《水浒传》之将宋江同梁山泊连在一起，以及对宋江声威的渲染，又来源于宋元时代民间的“说话”。南宋末年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所收龚圣与（开）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是现今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宋江三十六人的记载，序中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
龚开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他在少年时，就已听到关于宋江的“街谈巷语”，起初还有点不敢相信，后来从《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得到印证，这才“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在他的《宋江三十六赞》中，宋江三十六人都有了绰号，如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混江龙李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青面兽杨志、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扑天雕李应等，绰号人名都和《水浒传》完全一致；绰号不同的只有刘唐作“尺八腿”，呼延灼作“铁鞭”，索超作“先锋”，杨雄作“赛关索”，董平作“一直撞”，徐宁作“金抢班”等，又把阮小二与阮小五的绰号“立地太岁”、“短命二郎”作了置换。这类江湖上的绰号，肯定不会是正规史书上的记载，而只能出自民间的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江三十六赞》上，还没有出现梁山泊的字样，它提到的地名，都是太行山，如卢俊义赞：“风尘太行，皮毛终坏。”燕青赞：“太行春色，有一丈青。”张横赞：“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戴宗赞：“汝何行之，敢离太行。”穆横赞：“出没太行，茫无畔岸。”到了《宣和遗事》，在叙事中方始把梁山泊与太行山混在一起。它先写李进义、孙立杀了防送军人，救了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又写晁盖等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后写宋江杀了阎婆惜，就壁上题诗四句：“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显出了由太行山向梁山泊的过渡的痕迹。《宣和遗事》大约出于宋人手笔，可能经元人增益。它的人物姓名，有的与《水浒传》不同，如卢俊义作“李进义”，关胜作“关必胜”，李俊作“李海”，杨雄作“王雄”，张横作“张岑”，阮小二作“阮进”；绰号倒与《水浒传》更为接近，如刘唐已经变成“赤发鬼”，索超已经变成“急先锋”了。
其后，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才一致将其定在梁山。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一段宾白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庭，聚三十六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宋江三十六赞》、《宣和遗事》中的三十六人，到了元杂剧中，也变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其声势就更盛了。元杂剧的水浒戏还有一个大的发展，这就是它公开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宋江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高文秀《李逵双献功》说：“宋公明替天行道。”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说：“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黄花峪》说：“虽落草替天行道。”这些都标志着《水浒》故事主题思想的深化。
梁山泊的“威名”为什么会“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离奇，遂成一部《梁山泊传奇》”呢？奥秘就在于梁山泊的“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的成书过程之中。
二
以《水浒传》为代表的“白话小说”的出现和昌盛，是商业大都市日趋繁荣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北宋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随着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农业的空前发展，城市的私人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中古城市的厢坊制度逐渐趋于瓦解，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及城市居民为主体的市民阶级，获得了良好的气候与土壤，已经基本形成。鲁迅说：“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中国小说史略》）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娱乐需要，丰富多采的诸般杂伎艺（包括杂剧、影戏、傀儡、诸宫调等）应运而生，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说话”。“说话”，就是讲故事（即今天的说书），在所有的形体表演艺术样式中，只有语言的容量最大、最不受固定程式的拘缚，可以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因此最适宜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种“说话”，是带有商业性的文艺行业，最重要的标志有三：
第一，它有固定的演出场地──瓦子勾栏。如北宋的汴京就有新门瓦子、州北瓦子等（《东京梦华录》），南宋的临安，“自南瓦至龙山瓦，凡二十三瓦”（《南宋市肆记》），其中“惟北瓦最大，有勾栏一十三座”（《都城纪胜》）。
第二，它有许多以“说话”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艺人。据周密《武林旧事》载，当时著名的“说话人”的艺名，有的就叫“酒李一郎”、“故衣毛三”、“仓张三”、“枣儿徐荣”、“掇条张茂”等等，都是地道的市井艺人。
第三，它有大批热情的为了娱乐而来的听众。《东京梦华录》说，瓦子“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有些听众甚至“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说话艺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其中最有地位、最为盛行的是“讲史”，讲的是重大的史事。据《梦粱录》记载，宋代市井说话的“讲史书”，主要是“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位讲史艺人王六大夫演出时，“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另一类是讲说现实生活故事的短篇说话，称做“小说”。小说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门类，产生了许多受人欢迎的节目。由于受到历史事实的拘缚，面对“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的小说，讲史难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他们“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小说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使讲史艺人放下架子，开始向小说学习，吸取小说的长处；另一方面，“小说”只是短篇的故事，“在小说艺术未臻完善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讲史的宏伟的规模，又是小说所不可企及的。这样发展下去，终于导致了“讲史”与“小说”的合流，“讲史”也好，“小说”也好，从此一概被称为小说了。
《水浒传》就是这种酝酿于宋元间的说话艺术的产物。龚开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街谈巷语”指的就是“说话”。那么，在宋人“说话”艺术的家数中，“水浒”故事应该归于哪一家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水浒》故事并不归于“讲史”一类。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说：“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以“新话”和“史书”相对举，是很有讲究的。讲史书是据史敷衍的说话，后世又称为历史演义，意思是“演”史书之“义”。早在南宋年间，“水浒”故事就开始进入勾栏瓦舍的“说话”领域。从《醉翁谈录》记载看，当时盛行的“水浒”节目，属于“小说”（名“银字儿”）的范畴，还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其中有讲述杨志故事的《青面兽》（属“朴刀”类）、讲述鲁达故事的《花和尚》、讲述武松故事的《武行者》（属“杆棒”类）、讲述孙立故事的《石头孙立》（属“公案”类）等。在有关“水浒”的说话流行的时代，《宋史》尚未成书，宋江等人的故事，至多不过像岳飞、韩世忠的故事一样，算是一种“新话”，大约类似于今天的时事小说或纪实小说。
鲁迅在谈到宋代的文学时，对其时的“平民底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说话人生活在“民物康阜”的都市，又以市井细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他们不仅对于市民的心理有相当深切的揣摩，而且用的是市民所熟悉的、有生命活力的口头语言，在长期的讲述和传授的实践中，这种语言不断得到锤炼，逐渐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水浒传》中那些最为精采传神、刻划入微的章节，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汴京城杨志卖刀”、“宋江怒杀阎婆惜”、“供人头武二郎设祭”、“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等等，无不是市民生活的真切描绘，而且是最为纯熟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的结晶。由于说话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市井艺人，那些话本的作者也多是市民或寓居城市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市民社会的底层，与广大城市居民有相同的命运和思想感情，在他们的创作中，自然要借以表现市民的意志和愿望，甚至同情、赞扬他们反抗黑暗的斗争。《水浒传》这部巨著，就是在这个时代酝酿、产生的，它是宋元至明初二三百年间许多人的共同创作的成果。它的作者是一大群，其中包括无名的瓦舍说话人、话本、杂剧的作者，他们是《水浒传》的基本作者。
而当《水浒传》进入以文字来加以记录、整理的阶段，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为了把那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联缀成一体，就只有借助于讲史的叙事方法，将那些英雄故事贯串起来。《宣和遗事》的主体，是讲述北宋徽宗直到北宋灭亡的故事，其中“梁山泺聚义本末”一段中，就包含了《水浒传》刍形。其节目如下：
杨志等押送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剌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 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泺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看起来像是讲史，但其实并不是讲史，充其量不过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或如郎瑛《七修类稿》所说：“虽以宣和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则被掳之事，首起如小说院本，是盖当时之人著者也”，是一种貌似讲史体的小说联缀而已。《遗事》主要讲了有关杨志、晁盖和宋江三个故事，其中提到僧人鲁智深，但语焉不详；武松的姓名在天书上出现，却没有写出他的具体活动；林冲有名，又只是与杨志一道押送花石纲的十二指使之一。
属于“小说”范畴的“水浒”故事，由于未曾得到文字的记录而影响了它的流传，接近“讲史”范畴的《宣和遗事》，又因过于简略而不能产生大的艺术魅力，这时候就轮到大手笔来发挥作用了。鲁迅说：“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人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对梁山泊聚义的素材进行了提炼和加工，完成了《水浒传》的再创作。施耐庵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在记录过程中被舍弃了的属于“小说”范畴的部分、亦即在“说话”艺术实践中久经锤炼的具有丰满的血肉的部分，重新以文学的方式添加到那已形成的躯干的骨骼上去，充实、丰富着作品的内容；一是按照“讲史”的要求，为《水浒传》确定了一个结局。施耐庵不满意《宣和遗事》的“招安──立功──封侯”的模式，而选择了悲剧的结局。这两个方面的努力，都使《水浒传》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了被称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水浒传》的独特成书过程，那么，对于有关《水浒传》的版本演变、主题思想、情节结构、审美意趣等等难题，我们也就找到了开启的钥匙。
三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难解的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谜者，迷也。施耐庵之谜的产生，受制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背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小说向被视为“小道”，小说作者不能算做文人学士，正统的史志载籍从来不为小说家立传，而小说中的《水浒传》，又是明清两代多次严查禁毁的“教诱犯法”之书，有关作者的任何正面材料，都不可能公然合法地载入典籍，倒是“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之类的不经之谈，由于同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相一致，而到处谬种流传。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要弄清施耐庵之谜，是极其困难的。
但这并不构成否认施耐庵《水浒传》作者地位的借口。我们知道，从版本学的角度讲，确定一部作品的作者，主要依据是版本卷端的题署。现存明代刊本如嘉靖大字刻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都一律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惟有若干简本，则只署“罗贯中编辑”（如余氏双峰堂刊本《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十五回等）。版本的考证已经证明，现存的简本乃从繁本删削而成，所以繁本关于《水浒传》作者的题署，应该是可靠的。再证之以明人的书目如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传》，亦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人的笔记、文集也都提到《水浒传》的撰人是施耐庵，所以将这部伟大的作品的著作权归于施耐庵，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断言施耐庵并无其人，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角色，是没有道理的。
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不在有没有施耐庵这个人，而在施耐庵是个什么人，亦即在施耐庵其人的家世生平问题上。较早的看法，认为施耐庵是元末的剧作家施惠（君美），后出的观点，则有以施耐庵为郭勋门客的托名，等等。前者的依据极为薄弱，后者则更是主观的臆断。1952年《文艺报》发表了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披露了苏北兴化、大丰县的施耐庵坟墓与祠堂、《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施耐庵传》等几项新材料，连同同时发表的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勾勒了施耐庵身世的大致轮廓：施耐庵，名彦端，又名子安，耐庵是他的字。元末进士，官钱塘二载，后弃官居于苏州。张士诚据吴，曾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于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一带施氏自苏迁兴的始祖。元配季氏、续配申氏，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胧，或述元，等等。这样一个轮廓，为多种文字材料和传说所构成。然而由于文字材料年代较晚，或存在漏洞，所以为多数学者所怀疑。
不想到了1958年，在施家桥施耐庵墓附近，居然出土了一方施让墓之“地照”方砖，地照所署日期为“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与丁正华报告所附《施公（让）墓志铭》所署日期完全一致。地照的出土，证明了施耐庵（彦端）之子施让、之孙施文昱的存在。到了1978年，在施耐庵墓附近，居然又出土了一方《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这块墓志铭出土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不是违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1952年材料所勾勒的轮廓。墓志铭一共叙述了五代人：第一代高祖元德，第二代曾祖彦端，第三代祖以谦，第四代父景□，第五代廷佐，这就从文物上证明了彦端这一人物以及“彦端──以谦──景□”三代人的客观存在，而在这以前，不少人都认为彦端乃至整个施氏世系是不可信的。尤可注意的是，墓志铭中的第一代为元德，但并无事略可述，唯于第二代彦端名下，记述了“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又疑读“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为什么在施廷佐的墓志铭中要对彦端这一代大书特书？因为这关系到施氏一族迁徙的大事。彦端外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所以当地施族奉他为“始祖”，而不是奉他的父亲元德为始祖。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施耐庵的身世轮廓，由刘冬、丁正华等人于1952年勾勒在前，而为1958年、1978年出土文物证实在后，这就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那一轮廓的描绘，基本上是可信的。
这个施耐庵，经历了元末的动乱，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与当道权贵不合，对张士诚在感情上有共鸣，行动上又不完全合作，对于人民的苦难，却充满同情之心。他长期生活在杭州、苏州等城市，对于市井“说话”艺术有充分的了解，加上宋江民间传说在这一带流传，使他获得了收集、整理乃至再创作的客观素材；他的文化修养、艺术观点，又使他具备了写作《水浒传》和主观条件。总之，判定《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其作者是一个饱经忧患的志士仁人，恐怕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有关罗贯中的史料，虽然也非常之少，但却有一条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记载，这就是《录鬼簿续编》的著录：“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所终。”这条材料记录罗贯中在至正甲辰（1364）还健在。又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施某所编《水浒传》，物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传》，绝浅陋可嗤也。”明确地说罗是施的门人，并说他是效仿《水浒传》来写《三国志演义》的。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章学诚。他在《丙辰札记》中说：“其书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行径拟之。”《水浒传》宣扬“忠义”，《三国志演义》也宣扬“忠义”，二书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立完成了《三国演义》，也是可以相信的。
二、《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
一
《水浒传》的版本极为复杂，读者首先碰到的就有一个简本与繁本的问题。让我们先来对比一段《水浒传》中的有名的故事“黑旋风斗浪里白跳”。双峰堂刻《水浒志传评林》是这样写的：
……众人看见，叫曰：“主人来了！”“这厮大胆！来搅乱老爷道路，今番和你见输赢。”李逵回头，只见张顺脱得赤身，撑着渔船过来。李逵大怒，撇了布衫转身便起来。张顺把船靠到岸边，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李逵怒起跳在船上……
容与堂刻《水浒传》的相关部分却是这样写的：
……众人看见，叫道：“主人来了！这黑大汉在此抢鱼，都赶散了渔船！”那人道：“甚么黑大汉，敢如此无礼？”众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 那人抢将过去，喝道：“你这厮吃了豹子心、大虫胆，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 李逵看那人时，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纪，三柳掩口黑髯，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掩映着穿心红一点角儿，上穿一领白布衫，腰系一条绢搭膊，下面青白枭脚多耳麻鞋，手里提条行秤。那人正来卖鱼，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赶上前来，大喝道：“你这厮要打谁！”李逵也不回话，轮过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抢入去，早夺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敌得李逵水牛般气力，直推将开去，不能勾拢身。那人便望肋下躅得几拳，李逵那里着在意里。那人又飞起脚来踢，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提起铁锤大小拳头，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挣扎。李逵正打哩，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一个人便来帮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头看时，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脱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来讨鱼，又在这里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偿命坐牢！”李逵应道：“你怕我连累你，我自打死了一个，我自去承当！”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论口，坏了义气。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数步，只听的背后有人叫骂道：“黑杀才！今番来和你见个输赢！”李逵回转头来看时，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匾扎起一条水裸混儿，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头上除了巾帻，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角儿来，在江边独自一个，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 赶将来，口里大骂道：“千刀万剐的黑杀才！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听了大怒，吼了一声，撇了布衫，抢转身来。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岸边，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口里大骂着。李逵也骂道：“好汉便上岸来。”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撩拨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
看了上面两段文字，谁都可以看出：双峰堂和容与堂两种本子，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双峰堂本只用了85字，容与堂本却用了704字，两者相差619字；而且双峰堂本中的文字，除个别以外，几乎都包含在容与堂本里面了。学术界一般把文字较简的称做“简本”，文字较繁的称做“繁本”。
二
从外观上分清简本与繁本，并不是太困难的；可是要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现象上看，简本文字少，叙事状物，自然是粗线条的，给人一种古拙的感觉；繁本文字多，描写细腻入微、委婉动人，艺术上显得比较成熟，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繁本是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的。如鲁迅说，《英雄谱》一百十五回的简本，“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相比之下，一百回的繁本，“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结论是：“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中国小说史略》）聂绀弩进一步说：“简本《水浒》就是繁本的未完成品，繁本是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繁本以简本为底本，给与了整体全部的艺术的加工。对繁本来说，简本不过是一个骨架，给那骨架以血肉，使它成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的，却是繁本。”（《水浒五论》）
这种认为简本在先、繁本由简本加工而成的观点，是建立在“最早的长篇小说的完成，有一个文字技术上的逐渐精细，故事情节的逐渐合理，思想性、艺术性逐渐提高的过程”的“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从道理上讲，不能说不对。但前人的记载却有另一种说法。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更指出：“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
客观地说，从“简”到“繁”和从“繁”到“简”，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客观内容出发，抓住最能判明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谁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关键进行分析对比，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来。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下列几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一、简本存在繁本所没有的、不能允许的知识性错误。如《水浒传》中有一名好汉朱贵的绰号，繁本作“旱地忽律”，几种简本分别作“旱地葱”、“旱地葱律”、“旱地葱佳”。据程穆衡《水浒传注略》引《洽闻记》：“鳄鱼一名忽雷，转音为忽律，……在水中其恶如是，今在旱地，其恶又当何如？”鳄鱼本是生活在水中的凶猛动物，如今却爬上岸来了，所以叫旱地忽律。两咱版本的异文，显然由于是简本的刊刻者不懂“忽律”本意而造成的错误，而决不会是繁本由“旱地葱”“发展”、“提高”为“旱地忽律”的。又如繁本“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洪太尉要真人开门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拦阻，洪太尉说：“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徐震谔《读〈水浒传〉札记》引《湘山野录》“襄阳无书，乞赐一监”的话，认为“一鉴”是“一监”之误。“一监之书”，就是指国子监所刻书（所谓“监本”）的全部，可见这是洪太尉卖弄博学的话。而几种简本为：“我读《通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双峰堂本），“我读古圣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汉宋奇书本），“我读书人不曾见锁魔之法”（出像本），说法不同，而犯知识性错误却是一样的。洪太尉是宋仁宗朝人，竟会读到后世司马光写的《通鉴》，尤为荒唐可笑。这只能解释为，简本是从繁本删节而来，删节者不明“一鉴之书”的意思，妄加改易，所以弄得笑话百出。
二、简本存在繁本所没有的情节上的漏洞。如前引“黑旋风斗浪里白跳”，繁本先是写李逵在岸上痛打张顺，被宋江喝住，放跑了张顺，然后方被张顺诱上渔船；简本只写了张顺水中淹李逵，未写李逵岸上打张顺，便使后文琵琶亭上两人来与宋江相见时，李逵曰：“你也淹得我勾了。”张顺曰：“你也打得我好了。”这后一句话没有了着落。可见岸上打张顺的内容也是原本就有，后来被简本删落了的。又如繁本写武松在景阳酒店，前前后后共吃了十五碗酒，而简本却写武松先吃了三碗，“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吃曰：‘果的好酒。’吃的口滑，取出碎银，还他酒肉，绰起稍棒便走。”比繁本少了三百多字，但武松却只吃了六碗酒，就酒醉上涌起来了，这哪里算得上什么好汉？又如简本写武松打虎的经过：“那大虫把两爪略按一按，从空扑将下来。武松见大虫扑来，却闪在那大虫背后。但是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若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比繁本少了一百多字，但只写了大虫的一扑，后头的一掀、一剪，都没有了，使“三般若捉不着时”，变成了空话。这些漏洞，总不能解释为简本原先就有、而后被繁本一一弥补，而只能解释为繁本本无漏洞，简本为图省缩纸板，仓促删改而造成的。
三、简本同繁本相比，人物性格有许多不统一处。如王进本是谨慎恭谦的人，繁本写他被高俅迫害，投史家庄，见史进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笑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而简本却是：“王进笑曰：‘只是有些破绽。’”没有了“看了半晌”、“不觉失口”的交代，又少了话中肯定史进的意思，损害了王进的性格。又如李忠是个悭吝人，在桃花山做了大王，鲁智深大闹桃花村，被请上山来，住了两天要行。简本写道：“李忠、周通曰：‘哥哥要去时，难以相留。’将出白银十两，送别去了。”一下子变得大方起来。而繁本却是写李忠、周通要下山打劫钱财来为鲁智深送行，鲁智深怪他悭吝，便取了金银酒器，从后山滚下去了。那么，到底哪种本子是原本呢？对照简本前文有关“智深到山上看景，只见四周险峻，只有一条路上去，四下里都是乱草”的景物描写，不正是为后文鲁智深从后山滚下去做伏笔吗？可见简本是对繁本作删削的结果。
四、简本的文句有许多不完整处。如简本写陈抟处士听说柴荣让位于赵检点登基，“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人问其故，那先生曰：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好像“庚申年间受禅开基”以下一段是先生的话。而繁本为：“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简本乱加删节，弄得文句破碎，痕迹非常清楚。又如简本写鲁智深在五台山向汉子买酒吃：“汉子曰：‘我这酒只卖与做生活的吃，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不许卖与和尚吃；若是卖与你们吃时，便追去本钱，赶出庙去。俺们都是寺内本钱，住的又是村寺房屋，如何敢卖？’智深曰：‘洒家也不杀你，只要与你买酒吃。’”鲁智深的话，显得突兀。而繁本中，这段话前还有两句对话：“智深道：‘真个不卖？’那汉子道：‘杀了我也不卖！’”这样再接上鲁智深说“洒家也不杀你……”，就十分自然了。这就足以证明，简本是只图省缩，不顾文句的完整了。
以上四个方面的例子，都证明胡应麟、周亮工所说书坊为了牟利，以繁本为底本，删去其中的“游词馀韵”、“神情寄寓”的部分，“止录事实”的话是可信的。这样一来，纸板节缩，成本降低，易于销售，而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贩夫皂隶”一类下层人民，他们无力购买精致昂贵的本子，又不考究精巧细腻的描写，简本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情势的。
从总体上讲，简本是以繁本为底本删节而成的，基本上不存在“改作”的问题，但也有一些例外。
首先，少量而必要的改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删繁。如繁本写王进为逃避高俅迫害，将殿帅府拨来的两个牌军一先一后差遣开去，从而从容脱身；而简本却改为：“当晚对两个牌军说：‘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香愿，明日去烧香，你今晚先去买三牲，对庙祝说知。’二人先领令去了。”王进对两个人说话，却用单称“你”，不当；买三牲应在早上，岂能今晚去买；话中称“先去”，有“先”却没有“后”：这都是改作留下的漏洞；但这一改作，省去了一百五十多字，达到了省缩的目的。又如简本叙林冲起解，写了休书：“那娘子曰：‘他只虑我被高衙内那厮逼骗，故发此意，叫我嫁人。’当下吩咐锦儿把衣包交与林冲，近前拜了四拜，说曰：‘丈夫路上小心，莫只为妾，致有忧损。’道罢，自和锦儿去了。一刻间，只见锦儿走来报说：‘娘子归家，自缢身死了。’张教头与林冲听罢，放声大哭，昏绝在地，众邻救醒。张教头曰：‘女儿既为你死了，省得你路上挂心。’林冲辞了泰山并邻舍，自和公人去了。”这样处理，不合情理之处十分明显，但较之繁本以林冲上山后补叙方式交代娘子结局，简本让她在发配时即自缢身死，早早了结林娘子这一头，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章节的繁复。
其次，是诗词的改作。如林冲雪夜上梁山，在酒店题诗，繁本为五言八句，排为四行：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而简本则改为七言四句，排为两行：
仗义林冲最朴忠，驰名慷慨聚英雄。
身世如今浮萍梗，他年得志镇山东。
这一改作，目的仍为了省缩。所以，不能因为简本在字句上与繁本稍有不同，就用“倘是删存，无烦改作”来证明它是“草创初就”的本子。
三
但是，《水浒传》的简本与繁本二者之间，确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因而使版本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几乎所有的简本，包括一百十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都有征田虎、王庆的故事，而较早的几种繁本，如嘉靖残本、天都外臣叙本、容与堂本，都只有一百回，统统没有征田虎、王庆的故事。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又把简本称为“文简事繁本”，把繁本称作“文繁事简本”。后出的繁本，如袁无涯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虽然有了征田虎、王庆的故事，但又与简本中的相关部分不同；从种种迹象来看，倒可以证明是根据简本中的田、王二传改造而来的。
这就给“删繁为简”的理论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题目：既然简本是由一百回的繁本删节而来的，那么，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一百回的简本呢？简本中多出的部分，又是从哪里“删节”得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用单向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从总体上讲，有无数的证据表明现存的简本（除了其中的田、王二传部分），是从现存的繁本删削而成的；但是，现存的版本，并不等于全部曾有的版本，现存版本的“删繁为简”，并不等于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鲁迅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既然如此，最初结成的《水浒传》，应该是类似“说话人”底本即话本的作品，加上它的用“讲史”的格局来联缀“小说”的结构特点，都决定了它是粗线条的、提纲挈领的东西。这样一种简略的《水浒传》，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供阅读的文学价值。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和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数的增加，客观形势促使有更高文学修养、同时又比较熟悉“说话”艺术的文人（以施耐庵、罗贯中为代表），把那些在初期阶段被舍弃了的具有丰满的血肉的部分，通过艺术的再创作，重新添加到那已形成的躯干和骨骼上去，于是便产生了《水浒传》这样一部真正杰出的艺术品。由“小本”到长篇巨著，由近似话本的简陋记录到血肉丰满的艺术杰作，正是最初的“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上述“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不是主观的设想，而是客观的事实呢？有的，这就是现存简本中的田、王二传。
长篇巨著的《水浒传》产生以后，一切最初的话本式的简本，都因相形见绌而逐渐淘汰。但唯有残留的田、王二传，却被书坊在“删繁为简”的过程中，匆忙地“增补”、“插增”到简本中去，以“全传”为号召，从而留下了最初简本的原始形态。
现存和简本中的田、王二传，除了文词蹇拙、体制纷纭，只录争战之类的事实，没有什么性格描写和细节刻画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特点，证明它确是草创初就的东西：
一、简本田、王部分，人物身分极为错杂，如柳世雄，本为军中都头，却“开客店生理”；龚正，本为捕盗官兵，却开酒店；管营张世开，曾以卖理中丸为生；庞元，曾授光州昔利县巡检，却因上任盘缠短缺，在街市使枪棒卖药：诸如此类，写的是官方人士，偏偏都同市民身分纠杂一起，这些现象，都表明是居于市民社会底层而缺少政治生活经验的瓦舍艺人的所为。
二、简本田、王部分，政治倾向也十分混乱，贬抑田虎、王庆的情绪并不强烈，相反，在具体描写中，还有相当赞美同情的成分。如琼英称田虎为“草莽之君”，段三娘赞王庆“却有仁义”，李杰为王庆定下三条军令：“第一，不许杀人放火；第二，不许小喽罗夺人妻女；第三，不许打劫客商。”俨然仁义之师。王庆势穷，出奔沙漠，与众将曰：“今日国破家亡，相从精兵猛将不留半个，是我该灭之日。尔众斩吾首级献与宋江，保汝众之难，苦苦恋我，有何益也。”而田、王手下，均有将吏怀“忠臣不事二君”之心，为之杀身以殉。又有唐斌，乃回雁峰之强人，“不属南北，独自称尊”，小说也予以肯定。这些，都属于初期《水浒》的特色。
那么，又有什么证据说明简本中的田、王二传，不是简本作者所另写，而是把旧本的残留“插增”到书中去的呢？证据就是简本中田、王二传与简本自身的矛盾抵牾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宋江等人官职的矛盾。平辽归来，天子命省院等计议封爵，蔡京、童贯奏曰：“方今四边未宁，不可升迁。且加宋江为保义郎，带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锋卢俊义为宣武郎，带御器械，行营团练使；吴用等三十四员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加封为偏将军。”但转眼间，要敕谕宋江征田虎，又降诏“特敕加宋江为平北招讨使大元帅，卢俊义为招讨副元帅，关胜为征北正先锋，呼延灼为副先锋，吴用为行营正军师，朱武为副军师，公孙胜为正法真人，樊瑞为副真人，封女将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为定远夫人，安道全为行军大医，皇甫端为监马大医，其馀众将尽封马步指挥使。”及至奉命平王庆，又颁旨“封宋江为征西大元帅，卢俊义为副元帅，吴用、乔道清、公孙胜为参谋，孙安、卞祥为总兵，馀俱封都指挥使。”然而到了最后征方腊这关键一仗的时候，宋江却被“封”为先锋了。这种混乱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原来，以百回繁本为底本删削而成的简本的征方腊部分，宋江也只是被封为先锋使的；而原始简本中的田、王二传中，宋江却是封为大元帅的，由于添加匆忙，于是就留下了先封大元帅，后来却“加封”为先锋使的矛盾。
二、徽宗、蔡京、高俅对宋江态度的矛盾。平辽归来，蔡京等奏宋江“不可升迁”，天子准奏，功高不赏，是昏君奸臣一致的态度。到了征田虎回来，双峰堂却写蔡京、高俅在奏本中承认“宋江等功劳甚大”，“道君急宣宿太尉商议，敕令满朝文武并护卫军士，随着銮驾出城百里迎接”，并亲自慰劳说：“元帅多收（受）劳苦，已建大功，寡人将何以报。”与前后文极不协调。
三、高俅、童贯、梁中书等人性格的矛盾。“燕青月夜逢道君”一回中，宋江送高俅下山，与众商议：“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实。”吴用笑曰：“此人生的蜂目蛇形，是个转面无恩之人。”而到了王庆一传中，却有“高俅恩报柳世雄”一回，叙高俅流落灵州灵璧县，受柳世雄接济，发迹以后，听说柳世雄到来，对夫人曰：“恩人到此，快相见。”又对柳世雄说：“当初若非恩人，焉能到今。”并因要报柳世雄之恩，取银五十两要王庆让总管之位与柳世雄，似非“转目无恩”之人。
四、人物、年代的混乱错误。“宿太尉保举宋江”一回中，童贯授大元帅之职，征讨淮西，各处调选军马，选了“两员良将酆美、毕胜为左右翼”，而酆美、毕胜二人，正是前文“宋公明两赢童贯”中的梁山手下败将，此处又被当作“良将”选来，岂非怪事？尤其可怪的是，王庆的姨兄范全，也成了田虎手下的大将，被张清一石子打下马来。还有，简本多不记年号，只有宋江平王庆回朝，双峰堂大书：“宣和八年，张招讨将宋江等功绩奏闻。”（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页亦有此语）按宣和七年十二月，徽宗禅位于钦宗，第二年即为靖康元年，史无宣和八年。简本人物、年号的混乱舛错，可见一斑。
上述情况表明，简本中的田、王二传，确实是后来添加进去的；它与全书的舛错抵牾，正可以证明，它是原始简本的残留，是《水浒传》草创初就阶段的产物。
四
关于《水浒传》版本的两种观点──简本先于繁本、繁本由简本加工改造而来；简本出于繁本、简本是繁本的删节──都各有一个方面的真理，又都多少存在对于客观材料任意取舍的倾向。实际上，所谓简本和繁本，只是《水浒传》版本的不同形态和类型，只有以辩证的观点把《水浒传》不同形态的版本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密切相关而又互相递嬗的发展过程，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阐述。
《水浒传》的简本和繁本的相互递嬗，大体上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有田、王而无辽国”之简本，发展为“去田、王加辽国”之繁本。在这一阶段中，文字上的由简本发展为繁本，上面已经论及，现在着重谈谈内容上的从“有田、王而无辽国”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的问题。按照“讲史”的要求，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既要写出宋江事的“兴”，又要写出宋江事的“废”，所以如何处理宋江等人的结局，就成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宣和遗事》是这样写宋江的归宿的：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各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按照这种处理，宋江终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且立功封侯了。“招安──立功──封侯”，这一《水浒传》结局的模式，几乎为后世所有的《水浒传》版本（除金圣叹的贯华堂本之外）所遵循。在这一模式中，“招安”、“封侯”都没有多少文章可做，唯有“立功”一节，却有最大的可塑性。《宣和遗事》中的“收方腊有功”，自然算是一件大功，但还不足以显示宋江的丰功伟绩，于是在求“多”求“全”的心理支配下，增益附会，扩而大之，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问题在于，如果要增益，先增益什么部分的可能性更大呢？具体地说，是先增益辽国呢，还是先增益田、王二传？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说：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
“发凡”中提到“四大寇”，宋江、方腊，再加上田虎、王庆，恰好凑足“四”之数，如无田、王而有辽国，就不足“四寇”了。田虎、王庆之“作乱”，与方腊同一性质，增益进去，更可以显彰宋江的功绩。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认为“益以淮西、河北二事”，为“画蛇之足”，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增益辽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这种导致《水浒传》主题质变的更易，应是更为以后的事。总之，在《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田、王二传是先于辽国被增益进去的。后来有人以田、王二传为“蛇足”，将其本中删去，又因种种客观情势的影响，加进了辽国的故事；而在此同时，《水浒传》也完成了由简本向繁本的演变过程。
第二阶段，由“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繁本，删节为“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简本。《水浒传》发展到“去田、王而加辽国”的百回繁本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空前提高的过程。繁本的高度艺术成就，使以往一切原始的“有田、王而无辽国”的简本黯然失色，开始处于被淘汰的境况，而大量以繁本为底本删节而成的新的简本纷纷出现。这时的简本，也同它的底本一样，也是“有辽国而无田、王”的。试以现存的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同现存的简本如双峰堂本相比勘，两者只有田、王二传的部分完全不同，其馀部分（包括征辽和平方腊）则基本一致；而以容与堂本同现存简本中除田、王以外的部分相比勘，内容一致的程度就更大了（如两者都没有移置阎婆事）。简本是以繁本为底本删节而来的，繁本既然是“有辽国而无田、王”的，简本当然也同样是“有辽国而无田、王”的。
第三阶段，在“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的前后，又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之简本。由于第一阶段中一度流行的旧本的田、王故事的影响在社会上依然存在，百回的繁本由于缺少了田、王二传，总不免给人以“不全”的感觉，这就是导致《全传》本产生的契机。袁无涯本就是对第一阶段被舍弃的简本中的田、王部分改造后完成的。袁无涯本对田、王二传的添加，在结构上衔接紧密，过渡自然，总的说来，是比较成功的。繁本对田、王二传改造充实的新动向，对于关心和扩大简本销路的坊贾起了一种挑战作用，也迫使他们考虑刻刊一种“全本”，来改变自己被动的局面。但简本此时求“大”求“全”，却遇到了一个先天的困难：简本是由繁本删削而来的，总不能等到繁本把田、王二传改造好了之后，再依照来加以删削吧？为了赶上甚至超过繁本，坊贾们就根本不顾旧本田、王二传同全书的矛盾抵牾之处，匆匆将它“增补”、“插增”到里面去了。增补的时间，就在繁本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二传的前后，更大的可能是在这种繁本出现之前。因为事实证明，简本把田、王二传的旧本内容增补进去的时候，既没有能够依据袁无涯刊本改造后的田、王二传进行删削，也没有参照袁无涯刊本对主体部分所作的修改加以相应的改动，它们是在没有看到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的情况下匆忙做完增补工作的。
以上对于《水浒传》版本递嬗过程的粗线条的勾勒表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远比版本的递嬗演变史要长得多，也早得多。现存的版本，并非曾经出现的版本的全部，现存版本的刻刊年代，也并非等于这一版本的产生年代。《水浒传》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虽然极为复杂，但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只要抓住最足以判明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的关键问题，以辩证的可变的观点而加以剖析，就一定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版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求得最好的本子；但对小说来说，版本的“好”与“不好”，又有其相对性。《水浒传》的版本中，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按理该是最好的，因为它结构完整，有始有终，符合读者求“完”求“全”的审美心理；但《全传》中的征田虎、王庆的故事，文笔较差，且与征方腊的故事等于“同义反复”，少了这两个故事的百回本《水浒传》，倒反觉直截精炼，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都无影响。在这一点上，百回本倒似乎有了优长之处。但是，不论是一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都写了宋江一心招安，且又去征讨同是起义军的方腊，总叫读者心绪不快；况且《水浒传》的精华部分，确在受招安之前，这样，砍掉后三十回、五十回的七十回本，又比较地好了。当然，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因为不赞成起义军受招安，而是因为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的，根本“不配”招安，应该让官军“斩尽杀绝”才是，所以他又造出了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故事，让神人张叔夜把一百零八人统统处斩。他这样做，确实满足了部分正统思想很浓的的心理；但又有论者站出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因为金圣叹明明说，把起义军斩尽杀绝，只有在“梦”里才有可能，这不是在暗示起义军的不可战胜么？
三、“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传神之作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馀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可见，在鲁迅看来，《水浒》的精神就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亦即反映封建社会里市民的思想感情。这是符合实际的。
以北宋末年为其时代背景，酝酿诞生于市井的瓦舍勾栏之中、成书于南宋至明初的二三百年间的《水浒传》，属于市民文学的范畴。它所关注的，不是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带有朴刀、杆棒、公案、传奇性质的奇闻异说，从而在反映广阔的市民社会的风貌和广大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
《水浒传》是一部容量深厚的长篇巨著，描写了二十多年间一系列错综复杂、动人心魄的故事。作者的笔触，涉及到当时社会朝野城乡众多领域，构成了一幅封建社会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的历史风俗画卷。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水浒传》作者在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时，充分注意到让人物在最能显示其性格特色的环境中活动，而小说着重展现的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就是为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所提供的真正必要的、起了最基本的衬托作用的典型环境。
《水浒传》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始终占据着全书最重要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市井艺人对于往日东京的繁华心向往之，所以对东京的描写，在《水浒传》中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次数最多（共达十二次）。作品作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东京一类城市，是作品观察、描写的基点，这就预先为作品定下了基调。由于情节的发展，场景有时不得不转移到外地，但不久又巧妙地转回到东京来。如一开头写高俅发迹以后，把王进从东京逼走；王进投史家庄，传授武艺于史进；史进因少华山事发，跑到渭州，结识鲁达；鲁达打死镇关西，五台山削发为僧，又被辗转荐到东京大相国寺：于是，小说又从一个外乡人的眼中，正面写了“东京热闹，市井喧哗”的景象。鲁智深结识林冲，引出高俅设计陷害，林冲发配沧州，逼上梁山，为缴“投名状”，碰上杨志；杨志谢绝了王伦邀他落草的好意，回到东京“理会本等的勾当”：这样，又以东京为舞台，演出了杨志卖刀的戏剧来（在《宣和遗事》中，杨志卖刀的地点是在颍州，《水浒传》方改在东京）。《水浒传》在开头十二回中，让王进、鲁智深、林冲、杨志等重要人物从东京三进三出，充分体现了作品在安排环境时的匠心。更应注意的是，宋江生长在山东郓城，不曾到过京师，然而作品偏要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单独写一段宋江的东京元宵看灯，还要让他再带上柴进、燕青、李逵等几个重要角色。从作者的艺术构思来看，宋江是小说的主人公，如果不让他同作品着力渲染的东京发生联系，那无疑是很大的缺陷。
除了东京，《水浒传》还写了北京大名府，南京建康府，以及东平府、江州、渭州、泰安州、陕州、华州、蓟州、登州、孟州、沧州、雁门县、郓城县、阳谷县、清风镇、揭阳镇等一大批大、中、小城镇，它们像群星般拱卫着东京，充分展示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水浒传》的多数重要情节，大都发生在城镇里：拳打镇关西，在渭州；误入白虎堂、卖刀杀牛二，在东京；怒杀阎婆惜、枷打白秀英，在郓城；斗杀西门庆，在阳谷；血溅鸳鸯楼，在孟州；浔阳楼题反诗，在江州；大闹翠屏山，在蓟州；打死殷天锡，在高唐州；智赚玉麒麟，在北京，等等。小说对于城市集镇的风俗人情的描写，无不显得异常真实，纤毫毕现，充满艺术的情趣。
相形之下，对于社会的其他侧面，小说都基本上将其安排在依附的、从属的地位，作为市民社会的延伸或补充而存在。在作者笔下，阮氏兄弟居住的石碣村附近，要开设一家水阁酒店；五台山禅院下，要安置一个五、七百人家的市井；祝家庄的一个荒村野店，门上竟也写着“庭幽暮接五湖宾，户敞朝迎三岛客”的对联。这说明，《水浒传》作者实际上是用市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地方的，或者是把它们市民社会化了。《水浒传》虽然多次写到农村，但明显地暴露出作者对农村的隔膜和生疏。当人物不得不离开了城镇，奔走在广大农村的时候，作品也尽量避免从正面接触农村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刻意安排下一个又一个的酒店、茶馆、旅社、妓院等等。从孟州安平寨到快活林，不过十四、五里田地，一路上卖酒的人家，居然有十二、三家之多。连五台山寺院也拿出本钱经营酒店，出租房屋店面，牢城中的管营也开设酒店赌坊。酒店、茶馆等，既是市民的生财之道，又是商贩、手工业者建立社交和活动场所。
《水浒传》还以细致的笔触描画了普通市民家庭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武大郎的家，阎婆惜的家，潘巧云的家，都无不维妙维肖，富于生活气息。着重于家庭环境细节的真实描绘，是《水浒传》有别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特色，也同《水浒传》对其他环境（如朝廷、官场、农村）描写之平庸与套式化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显示出，只有这种生活才是作者体验最深的，所以尽管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点染，无不真切感人，烘托着、促成着人物性格的变化的发展，产生空前的艺术魅力。
在对市民社会生活场景充分描写的前提下，《水浒传》以艺术手段，写出了一整批各具个性的市民人物形象；不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市民或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而且作为这些人物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基础，即那广大的群众，也主要是市民。例如，武松、石秀、燕青，本身就是市民，林冲、王进是枪棒教头，林冲的徒弟曹正是屠户，王进的父亲是使花棒卖药的，都该属于市民之列。宋江是小吏，但在城里居住，同典型的市民阎婆惜结了亲。李逵是长工出身，但流落在城里做小牢子，吃酒、赌钱，严重地沾染了城市游民的习气。三阮、李俊是渔民、船民，也做私商勾当；晁盖、柴进是财主，却又同游民广为交结，名闻江湖。在作者笔下，他们都蒙上了一层市民色彩，或者说被作者以市民的眼光“改选”过了。
商贩、手工业者、城市居民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民无产者，活跃在全部《水浒传》之中，构成了作品所描写的主体。正是通过这一整批市民形象的刻划，《水浒传》把市民社会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动荡性血肉鲜活地反映出来了。五台山下的一个铁匠，显然已经摆脱了那种半工奴的地位，他拥有自己的店铺，掌握着高超的技术，具有抓紧时间“赶趁些生活”的较高的劳动兴趣。沧州的李小二，因“安排的好菜蔬，调和的好汁水”，买卖顺当，被店主招为女婿，可见同行之间，已经存在着竞争。石秀和杨雄的丈人潘公合开屠宰作坊，一日发现后见潘公收过的家火，便猜测是有人搬弄口舌，主动将账本交出，表白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账，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诛地灭！”地受雇的伙计的微妙心理，写得唯妙唯。《水浒传》还写出了市民所受到的种种艰辛。一方面是经营过程中的偃蹇和挫折，如燕顺原是贩羊马客人，吕方是贩生药客人，因为消折了本钱，郭盛是贩水银货卖，因黄河里翻了船，都只好流落在江湖丛中打劫为生；另一方面是异己力量的存在所带来威协与祸害，其中既有伤人的大虫，也有拦路抢劫的强人，独霸一方的封建势力，真州妙手楼船匠孟康，就是起而反抗以挣脱官府羁縻的手工业者的典型。
占《水浒传》最精采的前四十回的四分之一的武松故事中，更集中地写了一大群小商小贩：武大郎是赁屋居住的挑卖炊饼的小贩，他的左邻右舍，有开茶坊的王婆，开银铺的姚二郎，卖冷酒的胡正卿，与他相与的还有卖雪梨的乔郓哥。这些小商小贩，是市井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大都有自己的小本经纪，靠坐商或沿街叫卖以为自己的生活来源。他们经不起风吹浪打，胆小怕事，武大“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是他们懦弱性格的生动写照。在这一精采的篇章中，堪称现实主义典范的，是对武大郎这样一个卑贱、平庸的市井细民的悲剧性命运的描述。在武大郎的故事中，他的美貌的妻子潘金莲成了他遭到毁灭的导因。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使女，因不肯让主子玩弄，受到报复，白白地嫁给丑陋的武大郎。她不愿屈从大户的淫威，表明她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在武大郎那里，她同样不曾找到称意的爱情。当武松这样的一表人物闯进她的生活中时，她动心了，主动向武松献媚。雪天设酒勾引武松一节，极为真切传神，如她劈手从武松手中来夺火箸，口里说道：“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便好。”完全是活的、然而又是经过精选的双关语，把潘金莲此时此境的心情神态活灵活现地描画出来了。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也是极为生动真切地再现了市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细节和场面的细致描写表现人物性格的段落。步兵都头雷横，在郓城县也算得上一个头面人物；他去勾栏，坐的是“青龙头上第一位”。谁料这里的粉头白秀英却与知县有勾搭，亦是一个倚势凌人的角色。矛盾就从白秀英讨赏引起。她对雷横说：“‘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抱歉说忘了带钱，白玉乔抢白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又骂他是“三家村使牛的”，是“驴筋头”，活现出一副蔑视农民、跋扈欺人的嘴脸。雷横一怒之下，打了白秀英。怎奈白用英靠了她的“枕边灵”，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监视着把雷横枷在勾栏门首号令示众。雷母责问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白秀英因此一拳把雷母打得踉跄，又老大耳光子只顾打，惹得雷横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段情节，不仅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朽的本质，而且通过细节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市井勾栏的风貌与世态人情，堪称情节艺术的上品。
《水浒》对于市井细民人物形象的刻画，不仅能写出不同类型的人物的特点，而且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也能写出他们不同的个性。比如，潘金莲与阎婆惜，虽然都是“淫妇”，但她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写得十分清楚的。潘金莲是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足的爱情（或者说情欲）。如果不是外界邪恶势力的介入，她还不至于走到同谋杀人的地步。阎婆惜则完全不同。她的父亲从东京流落来郓城，不幸染病身故，宋江慷慨赠钱给阎婆使用，并作成一具棺材。事后，阎婆为了报答宋江之恩，主动把婆惜给宋江做外室，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性格冲突。一方面，宋江是阎婆母女的“恩主”，是她们的“买卖衣饭”；另一方面，阎婆惜是典身与宋江的，实质上又存在着主、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和矛盾，就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冲突，演出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就宋江来说，纳妾非出于好色，“向后渐渐来得慢了”；而阎婆惜之嫁给宋江，毫无真情，她想要摆脱这种无爱情可言的关系，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庸俗势利的小市民心目中，爱情与淫乱的界限是十分混淆的。她与张文远勾搭成奸以后，就“多了宋江一个”，视之为寇仇了。
刘唐下书，使潜在的矛盾激化起来。先是宋江与阎婆的矛盾，表现为阎婆的纠缠同宋江的反纠缠的冲突。阎婆嘴里嚷着什么“我女儿在家专等”之类的鬼话，而“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却是内心的本意。毫无廉耻气节的阎婆，她的话语夹七带八，真假羼半，宋江再精明，碰到这种装神弄鬼的婆子，也无可奈何。他想脱身，第一次被阎婆将门上的屈戍搭了，走不成；第二次唐牛儿来，宋江把嘴一努做个暗号，又被阎婆识破，抽身不得。于是宋江与阎婆惜的矛盾从此展开。开初是阎婆惜的一番丑恶表演使宋江大不自在；夜深了，不得已睡下，又听得阎婆惜在脚后冷笑，忍着口气，天未明就匆匆出门了。这就写出了急忙间忘了带招文袋的合理性。阎婆惜先是拾得鸾带，笑着说要给张三系；抖出招文袋中的金子，又说要给张三买物事吃；及至看到书信，说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她感到自己抓住了宋江的把柄：“老娘慢慢地消遣你。”于是，她公开招承了和张三的关系，提出要宋江还她典身文书，任从改嫁张三，还要梁山泊送来的一百两金子。宋江已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答应了前两个条件，只是金子却没有收，难以满足第三个条件，阎婆惜不信，说：“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值得什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阎婆惜对于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的指责是真实的，但在这种场合，却是恩将仇报，无耻纵欲，急不可待地要染指这份不义之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无赖声口，使她的自甘堕落、阴毒刁狠的性格跃然纸上。再如王婆与阎婆，乔郓哥与唐牛儿，也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写出了市民社会许多极富个性的典型人物，是《水浒传》现实主义的突出成就之一。
总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水浒传》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水浒传》固然集中写了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它并不曾把笔触局限在几个英雄好汉个人的身世遭际的狭隘范围之内，而是把他们放到一个异常广阔的富于历史特点的市民社会的背景之中，通过大量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画图的细腻描绘，写出了市民阶级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以及市民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
二
不仅如此，《水浒传》还是一部以市民的眼光来观察、思索、评价世界，从而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寄托了他们强烈的憎和爱的小说。
在《水浒传》中，最令人痛恨的反面角色是“破落户”。所谓“破落户”，指的是那些不得已流入了城市的破了产的旧家子弟，他们不同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剥削阶级那种好逸恶劳、损人利己的本质，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又加上贪欲无耻、毫无气节的新特点，游荡不务正业，专以拐骗敲榨为生，成为市民社会的蠹虫，市民社会中最腐朽、最恶劣的一帮。
高俅就是这种“破落户”最突出的代表，集中了作者最强烈的仇恨和鄙薄情感的反面典型。他本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只因踢得好气毛求，被人称为“高毛求”；“后来发迹，便将那毛求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姓高，名俅”。从这名字的来历，不仅点出了高俅城市游民的身分，也透露出作者对他的鄙薄与揶揄的态度。在高俅身上，集中了那种寄生在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华的城市里的游民无产者的种种劣根性：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流落到东京开封府，城里城外，为人帮闲，且学到了一套帮闲的本领，“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由于品质劣下，“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为人告发，被开封府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弄得“东京人民都不容他在家食宿”。
偏偏像高俅这样一个不齿于市民群众的流氓无赖，由于善于拍马奉迎，投靠上封建统治集团，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又反过来仗势欺凌城市居民，成为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新恶霸。高俅当上太尉的头一天，就把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拿来出气，原因只是高俅学使枪棒时，曾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始终耿耿于怀。受到高俅的倚势报复，王进叹道：“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这就一语道破了，在作者心目中，高俅并不是正统的封建官僚的典型，而只不过一个“帮闲得志”的流氓。
如果说高俅对王进是公报私仇，那么他对林冲的陷害，纯粹是卑劣无赖的流氓行径。高衙内在东京公然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高俅闻知此事，一点不曾着恼，头一句话却是问：“几时见了他的浑家？”又说：“我寻思起来，若为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于是他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这就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他丑恶肮脏的灵魂。这种新恶霸对市民的压迫与欺凌，比起正统的地主官僚来，更为直接、凶暴和卑鄙；加上人们对这种无耻之徒固有的鄙视心理，这种有切肤之痛的压迫和凌辱，就变得更加不可忍受了。
在《水浒传》中，“破落户”是最坏的恶谥，除高俅外，被冠以这种谥号的还有“镇关西”郑屠、“西门大官人”西门庆、“踢杀羊”张保以及“没毛大虫”牛二。他们或则与官府勾结，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如郑屠、西门庆；或则是亡命之徒，不顾天理王法，明目张胆地白日横行，如牛二、张保。这班市民社会中蜂蝎一般的“破落户”严重危害城市居民，是市民深恶痛疾的对象。如西门庆开着一家生药铺，用金钱同官府勾结，独霸一方。他勾引了潘金莲，还公然将武大郎踢成重伤，又主谋将他毒死。作下了如此伤天害理之事，西门庆只要上下花了几个臭钱，便可保万事大吉。团头何九叔发现武大郎系中毒身死，“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撩蜂剔蝎。”
《水浒传》既然对以“破落户”为标志的城市恶霸表现了最强烈的憎恨，那么，它必然对那些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敢于同这些恶霸作斗争的英雄豪侠给予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在《水浒传》中，杨志杀死牛二，武松杀死西门庆，石秀打跑张保，都受到高度的赞许。这种豪侠的品质，集中到一点，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一首《西江月》单道石秀的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拼命三郎石秀。”《水浒》对于侠的赞美，包含有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匣里龙泉争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旁观能辨非和是，相助安知疏与亲。”“金宝昏迷刀剑醒，天高地远总无灵；如何廊庙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水浒传》时代的市民，没有政治地位，经济上又非常软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江湖”的“救星”即豪侠身上，希望凭借他们超然的力量，来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武松无疑是《水浒传》大力讴歌的理想的英雄。他“身长八尺，一貌堂堂”，但作品却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的一母所生的哥哥武大郎。数百年来，无数的《水浒传》读者都不解为什么作品要做这样的安排。诚然，从武松的角度看，这种似乎“有损于他的高大形象”的安排确是很难解释的；只有倒过来，从武大郎的角度看，事情就豁然开朗了：武大郎这样的市井细民，根本无力反抗外来的凌辱，这种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才能获得解决。武松就是以理想手法塑造出来的市井细民心目中的英雄。市民是孱弱的，他们就幻想武松有高强的武艺与千斤神力；市民是卑怯的，他们就幻想武松有极大的勇气，甚至能徒手打死吊睛白额大虫；市民是孤立无援的，随时都可能受到强暴的侵凌，他们就幻想武松受到知县的抬举，做了步兵都头，跻入统治机构之中，充当市民的保护人。武大郎说：“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正是这等意思。武松虽然身居都头之职，却始终恭恭敬敬地尊重自己丑陋可笑的哥哥，并且还通过知县之口说：“这是孝悌的勾当”，从而批准了武松作为市民阶级理想英雄的身份。武大被西门庆毒死，武松告状不准，便道：“既然相公不准告，且却又理会。”于是强邀四邻，录得了潘金莲、王婆的口词，将西门庆、潘金莲一齐杀死，以自己的力量惩罚了恶霸，既泄了市民心头之恨，也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提出了抗议。
如果说武松是从市民阶级当中“生长”出来的英雄，那么，鲁智深则是纯粹从理想中虚构出来的豪侠。他的浪漫性不光表现在倒拔垂杨柳、棒打赤松林那种夸张的惊人之笔上，更表现在他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上。他尽管是一个提辖，但那只是小说随意派给他的一个身份。他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复杂的社会交往，甚至没有个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只是一味地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他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又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一番话，表达了对破落户恶霸的仇恨和鄙薄。鲁达是《水浒传》中最高大完美的豪侠形象，因为他爽快正直，毫无私心杂念，每当市民（不论是弱小的卖唱女子金翠莲，还是较有地位但同样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枪棒教头林冲）遇到不平时，他总是似天外飞来，以神奇的力量，以“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气概，解脱市民于危难之中。他同两个最大的恶棍高俅和郑屠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收伏了“过街老鼠”张三、“青草蛇”李四等一群“泼皮破落户”，使他们改恶从善。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理想境界中的“侠”。
但武松也好，鲁智深也好，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市民的庸俗习气。武松好酒，他自称“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便有五分本事”。武松又使气，自称“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但他道德观念，界限混淆，是非不分。他为阳谷县、为施恩、甚至为张都监效力，都暴露出他的好名、贪利、甘心被人收买的劣点。武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给了贪官赃吏以惩罚，本是正义的，但他杀得性起，连无辜的佣人丫鬟也一概杀死，临走还把银酒器踏扁了，揣几件在怀里；鲁智深也在桃花山取了金银酒器，踏扁了拴在包裹里，不告而辞：他们都没有忘记金银的价值。
三
《水浒传》用以褒扬人物的最高的溢美之词是“仗义疏财”，有时甚至到了滥用的程度。朱仝、李应、卢俊义，都没有多少慷慨之豪举，小说为了抬高他们，都给加上了“仗义疏财”的桂冠，连那刻意盘剥囚徒的两院节级戴宗，吴用居然也说“十分仗义疏财”。当然，柴进、晁盖、宋江这三个“仗义疏财”的义士，确是货真价实的。他们是最受人推崇、拥戴并享有最高威望的人物，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一闻宋江之名，就皆拜伏于地，甚至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有诗赞曰：“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雄透胆寒。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由此可见，“仗义疏财”是《水浒传》臧否人物的最高标准，是梁山聚义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柴进的血统是最高贵的。他是后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因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太祖武德皇帝赐他誓书铁券。但柴进获得人们的敬仰，主要不是由于他的门第，而是由于他的财富，由于他对财富的支配方式，由于他的“仗义疏财”。柴进被誉为“现世的孟尝君”，家中养着三五十个好汉，又主动关照资助过往流配的犯人，“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他也敢藏在府里。他同落草为寇的王伦十分交厚，常有书信往来。这种“仗义”，是伴随社会动荡不定而产生的特殊现象。较有远见的豪绅，看到自身地位的不稳固，便有意识地结交一些侠客和游民，以为自己一旦陷入逆境之援助。孟尝君大养食客，为的是进取；柴进大招英雄，至少是为了自卫。后来，当柴进被新贵殷天锡所欺凌，正是李逵这样的好汉解救了他，就是证明。
在《水浒传》中，柴进虽然深受推崇，但他毕竟是一个贵族，在市民心目中，其为人固然可钦可敬，但心理上却有着明显的距离，使他们之间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柴进之接纳四方豪杰，也不能一视同仁：一般犯人来投，只赐一盘肉、一盘饼、一壶酒、一斗白米、十贯钱，而高贵一些的如林冲，则要杀羊相待，大开酒宴，写书赠银，关注备细。武松投奔他，时间一长，就有所怠慢，惹得武松大发牢骚：“人无千日好，花无百红”；宋江一来，则态度迥然不同。这都表明，柴进不能体察人情，缺乏充当领袖的风度，所以在梁山，贵为天贵星，只能掌钱粮而已。
关于晁盖，《水浒传》介绍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推奖褒美之词，几与柴进无二。但晁盖没有柴进那样显赫的门第，也没有柴进那样雄厚的财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同县衙门中的押司、都头有所交往，独霸在本乡本土的土地主而已。晁盖的“仗义疏财”，就不是“广招门下客”，做一个孟尝君式的人物；那在他来说，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的。晁盖所结交的，大半是处于底层的人物，如刘唐，是个自幼飘荡江湖的无业游民；又如白胜，是个闲汉；还有“山东、河北做私商的”。总之，晁盖“仗义疏财”的对象，多是流氓、闲汉之类的游民无产者。正因为这样，柴进给人感觉是可“敬”，晁盖的感觉则是可“近”。他能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厮混在一起，参与甚而主持他们的若干非法活动，从中分享一份好处。梁中书送生辰纲之事，刘唐、公孙胜不约而同地来报与晁盖，要同他“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阮氏三弟兄听说由晁盖出头，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这种游民头领的角色，柴进无论如何是扮演不了的。
宋江是《水浒传》着力塑造的完美人物，是市民阶级敬爱和仰赖的对象。七十三回“至人无过任评论”的诗，确实写出了他们对宋江的极度推崇。同是“仗义疏财”的义士，柴进令人“敬”，晁盖令人“近”，而宋江则令人“爱”。宋江的活动舞台与柴进、晁盖不同，主要是在城市中，他的仗义疏财，主要针对是市民中的芸芸众生，“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等。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却并不仗势欺凌百姓，相反，却“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柴进喜欢的是使枪弄奉棒的好汉，晁盖结交的是私商游民，他们都不曾主动地周到备细地关心照顾过这些城市中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其他城市居民。宋江还有柴进、晁盖等人所不可企及的长处：如平等待人，始终如一。宋江待人无厚此薄彼之嫌，“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如临难勇为，见利不贪。晁盖等劫取生辰纲事发，宋江舍着性命前去报信，及到刘唐送来一百两金子，宋江推阻再三，勉强收下一条。
《水浒传》对于这类“仗义疏财”人物的敬爱，不但超乎豪侠之上，而且还让他们同样为豪侠所拜伏。如武松赞美宋江是“真大丈夫”，李俊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在《水浒传》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领袖人物，是“仗义疏财”的义士，而不是“见义勇为”的豪侠。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这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有较多的政治经验，能够充当市民的代表人物之外，从市民的角度看，面对现实中不时遇到的蹇偃和挫折，极其需要外界的救援，除了“力”的救援之外，也需要“财”的救援。豪侠固然能解除一时的苦难，却不能改善实际的物质状况，倒是现实一点的施舍，更能满足市民的要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货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金钱日益成为统治的力量的时代特点来。
“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共同点是一个“义”字。《水浒传》对“义”的呼唤，充分反映了市民把自己联合起来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使他们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口号，提出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的理想，即模糊的平等要求。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四
《水浒传》最精采的部分是前四十回，但从第六十一回才开始登场的燕青，却是《水浒传》中描画得最出色的形象之一。小说称燕青是“梁山泊风流子弟”，说“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强似那三十五个”。对他的喜爱推崇，极为突出，用一副截然不同的笔墨，赋予燕青许多其他英雄所不具备的新特点：
头一个是仪表出众。梁山的英雄都极粗豪，唯独燕青“仪表天然磊落”，“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又由高手匠人与他刺了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燕青这种极合市民审美观念的形体上的美，小说中多次在关键场合加以描绘，从而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一次是在泰安州智扑擎天柱，燕青在台上把布衫脱将下来，“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又通过任原的胆怯，太守的大喜，更烘托这种美所造成的强烈反应。另一次是在李师师家，这个“共羡至尊曾贴体，何惭壮士便低头”的名妓，竟三四五次恳求：“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燕青只好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充满情感地描绘一个英雄好汉外形上上的美，在《水浒传》中，燕青是唯一的一个。
第二个是风流多能。梁山上，宋江会做诗，乐和会唱曲，但都不如燕青，是“风流丛中第一名”。他“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他在李师师面前，吹箫唱曲，“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博得李师师这一惯家也不住声喝彩。正是凭着这“清韵悠扬”的歌喉，燕青终于获得了接受天子的机会，把梁山泊的“衷情达知今上”，并为自己博得了一道赦书。
第三个是武艺高超。在好汉如云的梁山上，燕青却别有惊人的绝着。他凭着一张川弩，箭到物落，无人可比。更兼一身相扑绝技，天下第一。李逵在梁山上，只怕三个人，一是宋江，一是戴宗，再一个就是燕青。原因是李逵多次着了燕青相扑手脚，以此怕他。为了显示燕青的本领高强，作品特意安排了两次扣人心弦的相扑场面。一次是擎天柱任原在泰安州贴出招儿，自夸“相扑天下无敌手”，燕青自告奋勇，要“自去献台上，好歹攀他颠一交。若是输了颠死，永无怨心；倘或赢时，也与哥哥增些光彩。”果然瘦小的燕青凭着自己的机智灵活，将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的任原一个“鹁鸽旋”，直撺下台来。一次是高俅被擒上山，受到宋江的款待，假意答应招安，酒后露出放荡本性，自夸相扑天下无对，要与燕青相扑。众头领正要灭高俅的嘴，都竭力撺掇起来。这一次燕青“把高俅扭卒得定，只一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写来干净利落，精妙传神。
尤为令人瞩目的是，燕青是市民社会的“通家”，凡属市民社会的一切，他“无有不能，无有不会”，“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这是燕青胜过所有梁山泊豪杰的最重要之点，从这一点上，才显示出燕青形象的本质。“市语”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要想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自由漫游，就需要精通此道的“通家”，而燕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会唱货郎太平鼓，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他又会打着开封的乡音巧妙地回答东京城门军汉的盘查，还会改作浙人乡谈赚开陈将士的庄门。燕青熟悉市民社会的风俗人情，给梁山带来不少方便，他的“百令百俐，道头知尾”，便演出了“柴进簪花入禁苑”、“燕青月夜遇道君”的戏剧来。
上面所说的种种特点，形成了燕青独特的个性，使他可以同梁山所有的英雄明显区别开来的典型形象。但是，在《水浒》中，燕青的形象又不是同整个梁山泊队伍相游离的。梁山英雄的共性，即“义”，同样贯串于燕青全部言行之中。
吴用智赚卢俊义，是燕青第一个看出了底细。他说：“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语，盘倒那先生，到敢有场好笑。”然而，当卢俊义从梁山泊回来，燕青途中告知变故时，反建议说：“若主人果自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当卢俊义被害入狱，燕青在城外叫化得半罐子饭，给他充饥；又在卢俊义起解路上，用弩箭结果了欲杀害卢俊义的董超、薛霸。
燕青上了梁山泊以后，更显出了他的身手不凡，胸襟博大。李逵误认为宋江强抢民女，燕青劝他：“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大闹忠义堂，与宋江“赌头”输了以后，燕青教他“负荆请罪”，并说：“山寨时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后又帮李逵杀死了假宋江，为民除了害。萧让、乐和被高俅骗去，软禁在府里，燕青又与戴宗不避凶险，连夜把他们救了出来。《水浒》一直把“不近女色”当作好汉的一条标准，燕青虽然风流蕴藉，但为了梁山的全局，经受住了李师师这样的绝色佳人的诱惑：“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便利，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又是吹箫唱曲，又是求观花绣。“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汉胸襟，怕误了哥哥大事”，心生一计，便拜李师师为姊姊。小说评论道：“这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坏了。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
“燕青月夜遇道君”，是一场重头戏。他先以“新莺乍啭，清韵悠扬”的艳曲吸引了官家，然后又将一曲哀伤的《减字木兰花》引出了真情，讨得了一道赦书，并且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燕青敢于在初次见到皇帝，就极为概括地讲出了梁山泊的宗旨，并且禀奏了高俅童贯的劣迹，十分出色地完成了宋江、吴用交给他的任务，显示了他的有胆有识、机智勇敢的品质。
总之，《水浒传》中燕青的形象，是一个完完全全从生活──市民阶级社会生活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充满个性的真正的艺术形象。燕青不仅是市民理想中的英雄，而且是真正打上了市民阶级的阶级烙印、倾注了市民群众的强烈敬慕之情的现实的英雄。燕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是《水浒传》“为市井细民写心”所取得的重大艺术成就之一。
四、《水浒传》的结构和后半部的评价问题
一
关于《水浒传》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过一场《水浒传》的结构是否“有机”的争论。茅盾说：“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毫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水浒传》结构的疑问，来源于对它的“整体”和“局部”构架的错觉。一般说来，《水浒传》中的单个英雄的故事，是作为“同一个母题而各自独立的许多故事”（《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而存在的，但它实际上与所谓“母题”又并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整体是作品所展现广阔社会生活图画，而局部的细节描写，则对整体起着充实丰富的作用；但在《水浒传》中，整体与局部却呈现着相互游离的状态。当我们面对着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单个英雄故事时，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在涉及这一领域时，他们确实充溢着创作的热情，因为那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们能够从生活出发，得心应手、开拓纵恣、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武松的故事，占了整整十回，加上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石秀的故事，雷横的故事，卢俊义燕青的故事，这些反映了市民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故事，不仅构成了《水浒传》的主体，而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堪称《水浒传》的精华。至于《水浒传》的后半部，作者显然是在一种手不应心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作者仿佛是在按照“讲史”的格局行事，但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一开手就失却了讲史先天的特长。而在叙事上，又由作者所擅长的世相的即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的铺叙，于是只好以诸如“五虎靠山阵”、“鲲化为鹏阵”、“太乙混天象阵”之类程式化的讲述混充其间，致使《水浒传》的后半部，在艺术上明显地逊色于前半部，给人以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感觉。
造成《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状况，根源在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成书方式。鲁迅关于“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的表述，精辟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谓“奇闻异说”，当是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添加进去的虚构甚至神化的成分。《水浒传》不是历史小说，它的最早的作者，那些市井的“瓦舍艺人”，对史实的考订既缺乏兴趣，也没有从事考证的可能，他们只能以传说中既定的“造反”──“聚义”──“招安”的框架为凭依，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好恶情感，无拘无束地生发起来，敷衍开去，不但发展了传说中原来就包含着的虚构的因素，而且填进了许多新东西，通过一系列“辗转繁变”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进入了“小说”的领域。这个时候，“史实”被淹没了，一个个鲜明的性格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故事虽然有时要受这个大躯壳的制约，但在更多的方面却挣脱了这个大躯壳的羁绊，变成了反映市民的意愿的文艺作品。
《水浒传》的集大成者施耐庵，在按照“母题”把这全部已有的庞大丰富的材料组织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时候，尽管也曾努力确定一个总的发展线索，找到各个部分的匀称的比例，注意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穿插和前后关联；但是，他面对的毕竟是在“说话”阶段已经获得了高度成就、实际上已经无法改变其定型结构的“单个故事”的预制部件，这就明显留下了许多不能堪称为“有机”的缺陷。有人说，作为完整的长篇看，《水浒传》中有些事件与场面描写颇嫌越出全书主题范围，有的喧宾夺主，有的成为赘疣，影响了结构的完整。然而，《水浒传》的精神，恰恰体现在与所谓“农民起义”的主题视角下是“赘疣”的单个故事之中。《水浒传》的结构，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概括、与对主题的表达的程度和要求相适应的。尽管它不能算是高度有机统一的，然而确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必然如此的。
二
《水浒传》的基础工程是“小说”，但要想构成一部长篇巨著，终究要走一条仿照“讲史”模式的路子才行。尽管那样一种大格局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所熟悉和擅长的，但他们又不得不按照固有的大框子敷衍下去，于是出现了种种难以驾驭的复杂局面。
但是，就整体的构架来说，《水浒传》采用了以虚起、以虚结的手法，所以还是相对完整的、有机的。王圻《稗史汇编》说：“《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小说开头从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放出世来，让梁山英雄一个个登场；结尾“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则写宋徽宗梦中见宋江垂泪启奏：“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北退辽兵，东擒方腊，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后，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赐以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吴用、花荣亦为忠义而来，在臣冢上俱皆自缢而亡。……今臣等与众已亡者，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并告以天帝哀其忠义，已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又写李逵厉声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轮起双斧，前来报仇。天子吃这一惊，撒然醒来，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写来极有文学的意味。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谐与完美，大团圆的结尾，最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但施耐庵却极有胆识地突破了这种格局，将《宣和遗事》“封节度”的结局作了根本的改动，“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战有功劳。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让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并以或阵亡、或残废、或出家的巨大代价，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胡适认为《水浒传》后半部“还有几段很感动人有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就是指这种带有凄惨的悲剧意味的文字。
同时，《水浒传》塑造了三个贯串全书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从形象体系上结构成为一部统一的艺术品。
第一个形象是宋江。在全书中，宋江如众星之拱月，为众英雄所钦服。他在梁山泊聚义中的领袖地位，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作为梁山梁山泊聚义的核心和灵魂，与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早在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词，既恳切地希望“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表达了“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虎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愿。紧接着他就带领柴进、戴宗、李逵等往东京看灯，以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终于通过燕青将衷情达知天子，实现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将兵力转向征辽，以此为国家出力，立功建业。
随着身份和所处地位的变化，旋即产生了“义”和“忠”的错位和全新的矛盾。宋江想要“忠”，但奸臣们却不容许他“忠”。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只好以牺牲“义”为代价，这是何等的痛苦！
首先是军校一时性起，杀死克减朝廷赏赐的酒肉的厢官事件，给宋江带来两难选择。按梁山泊所定的规矩，军校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当守法律”，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弟兄不曾坏了一个”的宋江，也只好“滴泪斩小卒”了。
接着又是面对辽方劝降的考验。辽国欧阳侍郎说：“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埋没，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妒贤嫉能，赏罚不明，以至天下大乱，河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忠心报国，建立功业，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在辽国的劝降面前，连吴用都产生了动摇：“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宋江反驳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宋江的民族气节，凛然可敬。
但不幸的是，一切都被欧阳侍郎言中了。正旦节时，由于蔡京进了谗言，立有大功的梁山泊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得以“随班朝贺”。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李俊、张横与吴用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却，只是落草倒好。”宋江得知后向大家表白道：“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你们众人，若嫌拘束，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即便如此，宋江仍不见容于奸臣。当他饮了朝廷所赐有毒药酒，自知必死，却担心李逵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便将李逵骗来，在酒中下了慢药，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大宋朝的忠心，也彻底结束了梁山泊的事业。
第二个形象是吴用。吴用是梁山泊运筹帷幄的人物，他以其智术权谋，把握着一个个事件解决的契机，并借此造成强烈的悬念以吸引读者。吴用的形象的显著特点是有权术而无性格，有智谋而无信念。他是宋江政治军事路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却不具备宋江的义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本是吴用的主意：“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得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曲，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处此时此境，吴用此计，不失为妥当之法，但比起宋江的“滴泪”来，吴用却毫不动情，一味冷漠处置。在征方腊的过程中，三番五次损兵折将，使宋江一再“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大哭一声，蓦然倒地”，吴用又以“生死人之分定”，“此是各人寿数”加以劝解。这种对战友亡故的冷漠态度，与宋江的重于弟兄情份，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个形象是李逵。李逵是《水浒传》中最为生动、真实、鲜明的人物。他从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之中，且始终保持其独特鲜明的性格。林冲、鲁达、武松，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然而一旦上山，他们的性格就立刻淹没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终《水浒传》之篇，都没有减弱其艺术的魅力。
李逵的性格中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豪爽粗野，而又时见天真率直。他鲁莽使性，满肚子不全时宜，形诸行动，便是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水浒》有诗曰：“贿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亏。以强凌弱真堪恨，天使拳头付李逵。”由于作品着重表现李逵性格中勇敢奋斗的一面，从而使得这个形象获得了历史的积极意义，反映了人民对于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猛烈冲击和坚决反抗的精神。
但在前半部，李逵的形象也有许多不可爱之处。作为一个流落在江州的小牢子，“他是个没头神，又无家室，只在牢子里安身，没地里的巡检，东边歇几日，西边歪几时，正不知那里是住处”。人家不肯借钱与他，就要和人放对；赌输了银子，就抢掳别人财物；去船上强买活鱼，还要行凶打人；卖唱的女娘打断了话头，就把她用指头捺倒；甚至黑旋风的大名，“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李逵的两把板斧，固然杀过官兵与奸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更多的是无辜的良民。他在江州横行，只有戴宗说得下他，因为戴宗是他的顶头上司，是李逵经济上的资助者，又是他政治上的保护人。李逵对于宋江，更是倾心和拜服，特别在宋江送了他十两银子之后：“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给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他在江州这个人广物盈的大去处，本来厮混得颇不错，他是为了解救宋江，劫了法场，才上了梁山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的。因此之故，他只承认宋江的权威，说：“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谁也不怕。”忠于宋江，是李逵最本质的信念，一切唯宋江之意志为转移，尽一切努力维护宋江的领袖地位，是李逵的行动准则。
但在后半部中，李逵鲁莽而又天真烂漫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加显得丰满起来。当他在荆门镇投宿，听刘太公说宋江强夺了他的女儿，回到山寨，便睁圆怪眼，拔出板斧，砍倒了忠义堂前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又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说：“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须知李逵是最听宋江的话的，他不久还说过“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的话，但此时却要与他动真格的，说明李逵心目中，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已超过哥们义气之上了。
李逵是反对招安的，下半部关于招安与反招安的冲突中，李逵始终是反对派的代表。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招安没有出路，至少那将受制于人，失却以往无拘无束的快活。当宋江朝贺回来，闷闷不乐，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但也要看到，李逵并不是和招安完全绝缘的，在他身上，也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第三十九回，李逵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岂不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注脚么？回家接娘，谎说“铁牛如今做了官”，在梦中再次见到老娘，哭着说道：“铁牛如今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再从小说的构思来看，写李逵之反对招安，不过是小说家的故添波澜，受招安的结局是早就规定也了的，到最后不是让李逵在宋江“义”的旗帜下接受了招安，并以自己的死来殉宋江“义”么？
综上所述，《水浒传》靠了这三个人物形象，才使排座次以后的情节得以维持下去，并时时与前半部相呼应，使得不那么有机的结构，增添了若干有机的粘合剂。《水浒传》的结构形式，是在一定条件下，为表现自己独特的主题而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是完全适应的。
三
回顾对于《水浒传》的评价，从以标举它是“农民起义的颂歌”而大加张扬到以的指责它是“农民革命叛徒的颂歌”而大肆鞭挞，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起大落。推究其起因，都莫不源于后半部，源于对招安问题的看法。
客观地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关于招安的描写，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服从于《水浒传》主题的需要的。
首先，梁山泊好汉之逼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的。落草为寇，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难以持久的。包括晁盖在内，都没有对向何处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而都不能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都并不以落草为荣，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既然如此，那种希望得为人臣，“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就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领袖人物，宋江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义”之上添加了一个“忠”字。他的“忠义”观，与梁山泊的利益和命运是一致的；他的招安主张，亦即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寻找一个“体面”的归宿，“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的，在当时条件下所能选择的可行的道路。
梁山泊接受招安的曲折过程，更可以揭示问题的实质。第一次招安之所以失败，除了李虞侯、张干办狐假虎威、倚势凌人以外，毛病主要出在宋徽宗的诏书上。诏书中说：“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这种侮辱、恐吓、威胁的语气，使宋江以下皆有怒色，李逵则扯碎诏书，痛打钦差。宋江说：“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吴用说：“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又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吴用表面上也讲了一些反对招安的话，实质上他不赞成的只是一厢情愿的一味退让的招安，而是希望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接受招安。果然，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吴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提出：“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第三次招安，诏书就是另一番语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心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奉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于是众人山呼万岁，招安宣告成功。从商品交易的规律看，取得了胜利，才具有讨价还价的相当资本。
同时，招安的结局又是《水浒传》成书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的，是《水浒传》独特主题的需要。《水浒传》的书名的来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按“水浒”一词，出《诗经·大雅·绵》“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句，“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水边怎么会有“传”呢？实在不好解释，金圣叹因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水浒’也者，王地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也，天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所共弃也。”其实，《水浒传》的本名就叫《忠义传》（有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京本忠义传》残页为证），《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亦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小说本身提供的内证。《忠义传》本为纪传体正史中的一类，二十四史自《晋书》起，始设“忠义列传”，原因是在那祸难荐兴、苍生涂炭的乱世里，有不少“蹈节轻生”的忠义之士，“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赢得了后人的赞美和称颂。宋代的历史与此极为相似，人民对志在卫国的忠义之士寄予热情，是很自然的。鲁迅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胡适也说：“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有人想望英雄的心理。”《水浒传》第一回写洪太尉命人打开伏魔殿后，风石碑后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评论道：“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赐与天书三卷，法旨道：“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不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造反者为什么被称为“忠义”？就是因为他们日后参与了“辅国安民”的事业。征辽是宋江秉承“天意”而接受招安的主要动机，也是梁山泊好汉招安后的所干的第一件大事，《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平辽的“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或“水浒忠义传”，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是很贴切的。后来有人以为宋江等人啸聚山林，不能算是“忠义”，就把两字删去，于是就剩下含混难明的“水浒传”三字了。
五、《水浒传》的研究情况
四十多年来，《水浒传》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领域最为活跃的部门之一，先后出版了多种《水浒传》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何心的《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出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新一版；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 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 郑公盾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刘冬的《施耐庵探考》， 南京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何满子的《水浒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马成生的《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等等。
但最令读者关注的、社会影响最大的，却是报刊杂志上围绕作者、版本、主题三大论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各家各派，聚讼纷纭，大有不可休止之势。关于前两个问题，上文已经作了初步介绍，下面着重谈谈对于主题研究的一些情况。
在《水浒传》主题的讨论中，研究者面对的是同一部《水浒传》的全部存在，之所以会导出种种分歧的意见，决定的因素乃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归纳起来，《水浒传》的主题有下列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为市民写心”说，三说的论争，基本上勾画出主题研究史的概貌，《水浒传》研究实践的成败得失，也基本上可以从中反映出来。笔者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论者，对此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下文着重谈一谈其他二说的情况。
一
“农民起义”说是建国以来最先出现、而且始终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起义”说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事，它是一个价值观和文学观发生巨大变革的全新时代的产物，亦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产物。在那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数百年来被封建统治者诬蔑为“诲盗”、“坏人心术”的《水浒传》以“农民起义颂歌”的崇高地位，无疑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论它有多少缺陷与不足，当时的研究者就是这样来“接受”《水浒传》的，而这种“接受美学”，也是为人民大众所批准了的。
“起义”说是经过许多研究者反复探索并逐步完善起来的系统理论。茅盾在建国以后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对《水浒传》的描写对象，用的是“梁山泊好汉”这一概念，对这些好汉之“逼上梁山”，他也是沿用传统的“落草”的说法，而没有用“起义”一类字眼。当然，“落草”一词是不包含任何贬意的。
1950年8月发表的杨绍萱的《论水浒传和水浒戏》， 大约是《水浒传》“农民起义”主题说的第一篇论文。从杨绍萱开始，“起义”说大致经过了三个演进阶段：
一，从《水浒传》中的个别诗句来证明《水浒传》是显露“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矛盾和讴歌农民起义的作品的初级阶段。杨文说：“一般读者多悉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一段，特别是那四句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浅白之见，便因此说《水浒传》只是写了一个‘官逼民反’，在这四句诗却显露着是‘家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惟这还是姿态，真正流露出原作者之真意的，实在是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收尾的一段……这里所见‘家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自己说出的基本观点，质言之，他所写的林冲走向梁山泊，是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
二，通过《水浒传》主要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欺压、逼害，结果走上共同的道路──逼上梁山”的剖析，来论证《水浒传》是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英雄写成历史舞台的主人公的作品的中级阶段。路工1953年2月1日发表的《〈水浒〉──农民英雄的史诗》是其中的代表。这种论述，较之简单地从几首诗中引出农民起义的结论，自然要充分得多。
三，从“真实性”、“典型性”入手，以文艺理论的阐发使“起义”说的理论系统趋于最后完成的高级阶段。冯雪峰是这一理论系统形态的最后完成者，他在《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中说，宋江是创造出来的人物，但“从事件的根本精神上说，《水浒》的描写却是高度真实的；其中的社会现象和斗争情况的描写也都是有高度真实性的。”又说：“这些英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从农民阶级出身，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
无庸讳言，“起义”说具有相当的不完备性，致使在许多问题上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评价宋江形象和如何解释受招安的结局两个问题上。但它终究是许多老一辈学者潜心探索的成果，就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的成分。它至今仍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它并没有“衰微”。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根据《水浒传》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还是得按“起义”说的模式进行，因为那是最便捷而又最易为观众接受的模式。
二
为了给宋江的受招安寻找合理的解释，《水浒传》的“忠义”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导致了“忠奸斗争”说的复兴。
穷根溯源地说来，“忠奸斗争”说堪称《水浒传》问世以来最古老的肯定它的价值的传统观点。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引“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古经，判定“壅蔽主聪，操弄神器”的蔡京、童贯、高俅之徒，方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而宋江等人则“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李卓吾连“窃钩者”的提法也不赞同，径直称许“水浒大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在他们那里，忠义与奸佞的界限是确定而分明的；他们以为，只要把那种颠倒了的是非曲直颠倒过来，就天下太平了。后世的“忠奸斗争”说者，虽然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或说《水浒传》表现的“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或说《水浒传》表现的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
所谓“忠”与“奸”，本身就是封建伦理“君臣”一纲的体现，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以臣对君的态度为标尺的。除了“忠”、“奸”之外，还有“清”、“贪”之别，那主要是从“官民”的关系上着眼的。一般说来，“清官”就是“忠臣”，“贪官”就是“奸臣”。忠与奸，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又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冲突。“忠奸斗争”说，与数千年中国封建卫道者诋毁《水浒传》为“诲盗”之作的论调相抗衡，为《水浒传》争得了生存的权利；以“忠奸斗争”来解释《水浒传》之肯定宋江接受招安以及《水浒传》对宋江与田虎、王庆、方腊不同态度，都较“农民起义”说为顺理成章。
三
关于《水浒传》主题意见的分歧，曾经使许多人感到困惑：对于这部伟大的作品，搞了几十年，竟得不出一个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科学的、精确的主题，总不免让人感到不够满意。
其实，《水浒传》研究史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关于主题的探究，应该彻底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而代之以“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多元融合的思维方法。我们首先要承认《水浒传》主题探究的多元化的趋向的合理性。
第一，《水浒传》作为一种对象，是一部在哲学上、政治上、伦理上与美学上具有立体性的、全方位的表现社会现实的无比丰富的作品，其本身就是多元化的：从阶级的意识而言，其中不仅包含了农民的思想意识，也包含了市民的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从思想渊源而言，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影响，也打上了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烙印。《水浒传》的成书既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施耐庵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集合。
第二，作为研究的主体，本身也是多元的，他们总是发挥思维的多样性，对于《水浒传》这同一对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局部去理解、去阐发。实际上，关于《水浒传》主题的不同意见，严格说来在概念上并不属于同一序列。“农民起义”说与“忠奸斗争”说，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而言，“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则是指通过那一系列事件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而言（“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也回答过作品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问题，它认为《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一群豪侠，《水浒传》中的侠，基本上产生于市民社会这块土地之上，又反过来反映、维护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多元化并不可怕。多元化比单一化更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比单一化更接近真理。现今关于《水浒传》主题的各派，都是历史上产生的，它们都对《水浒传》的深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指导下对于《水浒传》的新的开掘。尽管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不完备性，但都又确实包含自己相对的真理性，都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存在的理由；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真理与绝对谬误的关系。诸说并存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并在相互争鸣的过程中益加趋于完善。
还应该看到，诸说并存并不是僵持的对峙，而是一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包容的状态。“农民起义”说并不否认《水浒传》中确实反映了某些市民意识；“为市民写心”说从来不曾怀疑《水浒传》写了“忠奸斗争”的内容。各种意见纵然相悖，实际上又相互补充、相互促成。相互批判与相互宽容，应该是多元化的互补的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相包容已经开始发展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其端倪已在一些论著中出现。
六、《水浒传》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
从上面关于《水浒传》主题研究的多元化与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现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即对于《水浒传》，是否可以设想来一个更高层次的融合，即越过那种认为像《水浒传》这样伟大的作品只能是某一阶级、阶层的思想倾向的反映的狭隘观念，而把它当作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心理的反映呢？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水浒传》，真正堪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来看，它不是成于一时一地，出于一人之手，数百年间各个阶级阶层的“作者”都为《水浒》的结成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在其中添加了自己的思想份额；其次，从《水浒》的流传过程来看，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的接受者中，都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产生过极其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理由认为，《水浒》既是我们民族性格与心理的产物，又反过来滋养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心理。
具体地说，《水浒》所表达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就是我们民族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族性格的反映。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水浒传》的精髓是“义”，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斗争实践中凝成的道德规范，其核心是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他经常“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抚人之困”，人们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宋江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鲁达为什么可爱？当他听说卖唱的金翠莲被恶霸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惩罚了这个恶霸。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总是“没事找事”，专门抱打不平，甚至一再为之付出极高的代价也在所不计，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水浒》提倡在“义”和“利”的矛盾处理上，要舍利以取义，为了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都是最崇高的行为。
但是，《水浒传》又不片面强调“中和”，片面歌颂美德而忽视力量的培养，它崇尚武艺，主张刚健有为，歌颂“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当压迫降临的时候，它认为“逼上梁山”也是正当的、合法的。这样两个方面，构成了我们民族积极的思想感情方式、精神品性和作风气派。所谓“水浒气”，决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它正是《水浒》之所以流传不衰，之所以成为全体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的精神财富的奥秘所在。
二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除了其他种种方面以外，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水浒》、《三国》》、《红楼》等伟大的作品，恐怕也得算上一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懂得《水浒传》，也就不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把阅读《水浒传》，发扬《水浒传》的精神，看作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浒传》的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积极意义？回答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竞争在激烈地展开，以至于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只有“利”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而“义”，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还有人误以为道德的沦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是非常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有规范的，这里既有法律的规范，也有道德的规范。从道德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义”和“利”的矛盾。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社会上还有弱小者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去进行救助，公众还有许多有益的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去加以支援。我们要将《水浒》“四海之内皆兄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口号加以发展，从而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繁荣。
（说明：此文原载《中国典籍精华丛书·文苑明珠》第五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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