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水浒故事发生的大致时代背景，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到宣和二年至四年。跟那些多如牛毛的真正的黑暗岁月相比，这段时期并没有暗无天日，烽烟四起的惨象，反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从国际形势来看，北宋跟辽国已经和平共处多年，稳定与发展是主旋律。从国内形势来看，政治局势稳定，国力比较强大，经济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没有出现那种广大人民群众水深火热，一定要造反才能有口饭吃的极端情况。

    其次，从水浒这本书中的具体描述来看，虽然各级政府官员贪渎枉法是比较普遍的情形，比如国防部长高俅的养子高衙内大白天调戏国防部中校教官林冲的妻子，郓城县政府正科级秘书宋江私下里给犯罪嫌疑人晁盖通风报信，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长戴宗等公检法工作人员公开向犯人勒索钱财等。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个案，全书根本找不到任何民不聊生的描写，相反倒是可以找到很多市井繁华，节日张灯结彩，普天同庆，安定祥和，老百姓日子非常殷实甚至奢侈的事例。

    另外，就梁山的诸多好汉自身而言，要想在政府部门找份工作干干，或者做点小生意，绝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是苦大仇深的贫农，除了鼓上蚤石迁是个职业小偷，有时还干点盗墓的勾当，身份比较卑微之外，其他梁山好汉不是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就是公检法系统和军队里的干部，要不就是房地产主，以及开肉铺的、开饭馆的等等，搁现在来说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从事正当职业解决自己和一家老小的温饱绝对不成问题。

    问题是，很好梁山好汉想过的根本不是这种平庸乏味的生活，而是那种不劳而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生活方式。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要想过上这样的日子，如果你没有一个当高级领导干部或者垄断行业公司董事长的爸爸，那么除了参加黑社会犯罪活动，基本上没有其他实现的可能性了。事实上，上梁山的各位好汉大都是因为自己触犯了国家法律，为正常的社会体制所不容，才投靠梁山的，能够真正称得上身家清白又官逼民反的，只有绝无仅有的一位豹子头林冲，他的不幸遭遇最典型，也最让人同情，所以施耐庵特地把林冲放在这本书比较靠前的位置，以便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的另外一个悖论，就是梁山组织对外进行舆论宣传的政治口号：劫富济贫。但我们翻遍水浒全书却发现，梁山好汉“劫富”是经常有的事情，“济贫”则寥寥无几。事实上，梁山对劫到的财物，通常处理方式很简单，就是分成两份，一份由108位骨干成员平分，另一半则分给大小马仔。梁山偶尔慷慨一回，分给老百姓点财富，也都是小恩小惠，九牛一毛，基本上属于花钱不多，效果不错的做秀行为，跟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一些企业和名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举个例子，为了解决组织经费困难问题，梁山三次攻打集体经济富足家底雄厚的祝家庄，光粮食就弄到了50万石之多，而分给村民们多少呢？每家一石。那年头，中国人口不多，小小的一个祝家庄能有多少户人家，能分走多少粮食？

    因为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而被清政府判处死刑的大才子金圣叹，曾经点评过水浒等古典名著。他老先生评价说，水浒是一部“怒书”。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作者因为对社会制度不满才产生创作冲动的文艺作品，暗藏了鼓动社会革命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也正是水浒与部分色情书刊一起，被明清统治者列为禁书的原因。

    古人有则笔记很有意思，说施耐庵写完《水浒传》之后，洛阳纸贵，风行海内，不知怎么后来居然被已经当上明朝第一任国家主席的朱元璋看见了。朱主席凭借一个老流氓和前黑社会大哥的毒辣眼光，马上看出施耐庵的意识形态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此人很有组织才能和军事天才，是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下令让地方官把施耐庵送到首都南京治罪。施耐庵的师兄，明朝中央档案馆馆长（享受正部级待遇）刘伯温知道后，偷偷给施耐庵捎了个口信。于是，在被押送南京的船上，施耐庵废寝忘食又写了一本荒诞不经的魔幻主义小说《封神演义》。到南京后，朱主席翻了翻《封神演义》说，哎呀，敢情这老家伙是个神经病啊，白让寡人担心了。就这么着，施耐庵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其实，这则笔记明显胡说八道的没边了。因为《封神演义》根本不是施耐庵写的，而是许仲琳的作品。另外，朱元璋要是这么通情达理的话，也就不会仅仅因为疑神疑鬼就杀害那么多跟自己革命的老干部了，错杀个把文艺工作者又能算个啥？不过，笔者猜测，施耐庵这哥们也必定有点能耐，应该是那种人生阅历复杂，游历过大江南北，曾经志向不俗的人物。

    不过，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怎么就放弃了天下大乱、揭竿而起的好机会，不在元末群雄逐鹿时乘机干点大事呢？笔者大胆推测一下，或许，施耐庵也曾经投身到当时的某支“革命”队伍里，可惜他跟错了大哥，投靠的人不是笑到最后的朱元璋，而是身败名裂的张世诚之流。所以，他老先生才不得不远离那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江湖岁月，在杭州隐名埋姓，白天给罗贯中这帮流鼻涕的小孩子讲四书五经，晚上带点心理犯罪快感写《水浒传》。这倒也是个合理的解释。
    唐朝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经为起兵讨伐武则天的许敬业写过一篇誓师宣言。据野史记载，武则天在看这篇恶毒侮辱自己人格的文章时，开始还恨得咬牙切齿，最后却感叹说：“有骆宾王这样的人才不用，是组织部长的失职啊。”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录用人才，一方面是让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是不让他与我为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给我们留下两个悖论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观点：作为社会精英，如果被迫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只能在草野之间藏龙卧虎，那么最终很可能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