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水浒传》赏析一《水浒传》写的是一支什么样的歌呢？忠奸斗争的悲歌？农民革命的颂歌？市井小民的心歌？还是混声合唱的英雄交响乐歌？不管人们给这支歌下什么样的定义，它那声震霄汉昂扬激荡的美妙旋律，却使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为之心醉神迷、折服倾倒。明代散文家袁宏道就曾记录下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一位好读书的秀才，缄默了十年。有一天，忽然拍案狂叫起来：“异哉，卓吾老子吾师！”听者大吃一惊，连忙发问，他回答：“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传》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这位被圣贤之书折磨得头脑昏沉、精气枯竭的儒生，借助于李卓吾批点的指引，在《水浒传》美妙乐声的震颤下，竟然使封闭十年的心海，一下子奇迹般地动荡豁朗了起来。那么，使这位读书人如此痴狂的李卓吾所揭出的“一段精神”，又是什么呢？

明、清两代众多的《水浒》批评家中，有两位大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被封建文坛视为异端之尤的卓越思想家李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率先高度评价了《水浒传》。针对封建卫道者“诲盗”“倡乱”的恶声诬骂，李贽以反传统的超凡识见和勇气，突出强调了《水浒》“忠义”的思想内容。他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愤慨于宋室的“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颠倒混乱的时政。因此梁山义士不是造反的强盗，而是被驱逼的“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忠义水浒传序》）李贽在这里已经指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这一思想倾向。不过，他把“逼”和“被逼”双方的矛盾，仅仅归结为“贤”与“不肖”的冲突，是忠于君国有才有识的热血义士，与欺君罔民、妒贤忌能、贻祸国家的奸佞肖小的斗争。所以，他把蓄意招安至死不忘效忠君王的宋江，奉为“忠义”的最高典范。《水浒传》谱写的是一曲“忠奸”斗争的悲歌。李贽的评点“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批判的锋芒无情地指向了封建专制礼法和贪酷官僚政治，把同情与赞美无保留地给予了受迫害的反抗英雄，对广大读者冲破封建正统文坛的思想藩篱，正确认识理解《水浒》的思想和艺术，起到了发蒙震聩的作用。但是，尽管李贽是一位杰出的反礼法斗士，他对《水浒》的认识，也只能达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高度，而无法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很显然，他赞颂《水浒》的“忠义”主题，立脚点是忠于君义于友，报效朝廷。封建伦理观念和正统皇权思想的束缚，影响了李贽对《水浒传》思想价值的更为全面科学的发掘和把握。

继李贽之后，水浒评论史上的另一位大家是金圣叹。他以卓异颖敏的识见和鉴赏力，对《水浒传》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深入的评点。他对《水浒传》文学创造上的成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为此，他把一部《水浒传》授给年刚十岁的儿子，作为日后打开经史文库的一把钥匙来阅读：“《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水浒传序三》）然而，他却是反对李卓吾“忠义”说的最竭尽全力的一个。他认为《水浒》英雄都是“揭竿斩木之贼”，如果冠以“忠义”美名，那么就要产生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的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严重恶果。（《水浒传序二》）当然，也就不配享有受招安的待遇。于是，他对《忠义水浒传》的原本进行删削批改，砍掉七十回后的招安等全部内容，添上了卢俊义作噩梦一百单八将全部被杀的结尾，制作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可是批改后的七十回本《水浒》，却并没有因金圣叹要竭力删除“忠义”精神，而使梁山义士贼面可憎，反倒使原本《水浒》的民主性精华更加突出，抗争性、鼓动性更为强烈。更由于批改后语言文字的益趋精粹、情节结构的更为洗练紧凑、人物性格的愈加鲜明统一，而使《水浒》传播出现了空前的盛况：“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编。”（清·梁章钜《归田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