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就写先生对学生的批驳，发了一通绝妙的高论。首先，他用类比说明各人有各自的分工和专长。他指出，把大小木材分别用在建造房屋的各种结构部位上，这是工匠的功夫。把各式各样药材收集备用，这是医师的本事。而选举考察不同的人材予以适当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言外就是说，学生有学生的本分，不该议论朝廷执政用人的短长。其次，他举出两个正确对待遭际不遇的典范。一个是孟轲，他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走遍天下，却老死在旅途上，终于没有得到任用。另一个是荀卿，他坚持儒家思想的正统，结果受到谗害，从齐国逃到楚国，最后罢官死在兰陵。先生认为，士大夫的遭际不遇，应当与这两位大贤作比较。他们的道德文章足以成为经典，赶上圣人，而遭际如此不遇，但他们却没有什么不满和不平。这就是说，学生的议论缺乏自知之明，也不了解他先生的实际情况。所以接着，他就对自己的道德文章和生活遭际，作了一番自我贬薄的解剖。大意是说，“我的学业虽然勤奋，但是不成系统，理论虽然不少，但是不得要领，文章虽然突出，但是不切实用，品行虽然端正，但是不算出众。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却还是要每月花费国家的俸钱，每年消耗仓库的粮食。我的儿子不懂耕田，我的媳妇不懂织布。我出门骑马，还有随从，回家就安安稳稳坐下吃饭。我只忙忙碌碌地走老路，照章办事，参看古旧文书，偷取陈词滥调。虽然我是这样的官，但是圣明皇帝不惩罚我，执政大臣不责骂我，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我虽然一举动就招来诽谤，但是名声也随着诽谤而来。我虽然被安置在闲散的官位上，但这个职份对我是合适的。”显然，这番自我贬薄是针对学生的责难而发的，是为了证明他所谓朝廷爱护人才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出自亲身体验，并不虚伪。同时也表明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最后就反过来批评学生的责难是计较名位利禄，忘却自己身份，乱挑执政毛病，是一种幼稚无知、荒唐可笑的错误，就像责问工匠为什么不把小木料当大木料用，医师为什么不把利尿的药当补药用。言外也就是说，先生认为，学生根本不应该责问宰相为什么不把先生当贤材来任用，因为先生实在是个庸材。这就十分巧妙地点出了本文的主题：宰相为什么不重用这位国子先生？
通观全文，可以看到本文论述了师生之间一场小小的辩论，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嘻笑嘲弄，生动有趣。双方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的学习。但是，如果学生勤奋学业，完成品行，造就成有用的人才，是否一定能够“学而优则仕”，受到朝廷执政的公正明察的任用，得到光明的前程呢？也就是说，在认识、估计朝廷执政的现实情况和学生成才后的前途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分歧的、对立的。因此，这场辩论的实质问题是两个：有司考察人才究竟明不明？有司任用人才究竟公不公？先生认为有司是明察而公正的，学生不必担心；学生就以先生一生遭遇为典型例证，认为有司对先生的学业品行并不明察，任用并不公正，因而遭遇坎坷，生活窘困，这样的前途并不令人羡慕；先生就对自己作了解剖，认为有司对自己的考察任用是明察公正的，是合理得当的。由于双方都举这位博士先生为例，而博士先生的考察任用是由朝廷执政的宰相决定的。因此，这场辩论没有得出的结论：究竟朝廷执政用人明不明，公不公？既留给读者来判断，更有意要让宰相的决定来加以证明。韩愈写作本文的妙用，其实在此。据记载，一位宰相读了这篇奇文，大为赞赏，就把韩愈从国子监调任史馆修撰，负责编撰大唐帝国的历史。又因为当时规定，史馆修撰必须用登朝官担任，所以又授予比部郎中的官衔，相当于今天的司局长，有资格上朝站班。从此，韩愈正式成为朝官，挤入上层，荣升一大步，后来也不再叫穷了。可见这篇奇文的效果是出色的、成功的，当然也是幸运的。
这篇文章的奇妙，主要就是现身说法，诡谲讽谏，反面文章正面做，正正反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好像作文字游戏，但却倾向鲜明，是非分明，明眼人一读便知。本文所写这场辩论是虚构的，师生二人也是虚构人物。这个老学生虽然主要是为了说出先生的真实遭遇处境而设置的，然而这位博士先生却是韩愈自己的化身，当时下层士大夫的一个真实典型。事实上，本文中的先生和学生都是表现文章外的作者自我形象，表现着韩愈当时的遭遇处境和思想性格的两个方面。学生的形象是正直诚实、大胆无忌的，说老实话，讲真情况。作者通过学生的评论，表现出一个怀才不遇的学者志士的形象，抒发了压抑不平的愤慨，反映出朝廷用人不明不公的真实情况，与先生的言论和自剖形成鲜明对照，构成强烈讽刺，使矛头明确指向朝廷。先生的形象是言不由衷，强词夺理，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是并不令人痛恨，甚至叫人同情。因为这位先生并非讽刺对象，而是作者借以讽谏的一个手段，正像学生也不是歌颂对象，而是作者表现自我的一个手段一样。然而先生的形象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当时官场上确实存在的一类庸碌无为、随遇而安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的名位利禄，不得不违心地歌颂升平，粉饰太平。他们是庸俗可笑的，却也是辛酸可怜、屈辱可悲的。另一方面借以讽谏朝廷，揭露用人不明不公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先生的话有真有假，有正有反，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讲到原则和典范，他说的是正面话，也有真心话；但讲到朝廷用人和自身遭际时在说反面话，是违心的。这就巧妙地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原则不能实行，典范不起作用，用人不明不公，才学不获施展。先生一本正经说的话，都只能从反面来理解。这样，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学生像童话里的天真儿童那样说出了真相，先生却像童话里的愚蠢皇帝那样安然自得地出丑。结合起来看，本文揭露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学生眼里那位怀才不遇、辛酸屈辱的学者志士，由于朝廷用人不明不公，已经变成眼前这位庸俗无为，随遇而安的博士先生，一个小小的官僚。有用的人才被埋没，被扼杀，这就是用人不明不公的严重后果，也就是本文诡谲讽谏的主题思想。
本文在艺术上还值得注意的是推陈出新。除了继承发展了汉赋借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