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在文学史上，中唐时期的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的巨匠。柳宗元死后，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其中说到，柳宗元政治上遭受挫折，却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其实，韩愈自己也是这样。他十八岁到长安，四试进士，才得及第；三考博学鸿词科，名落孙山。然后他两次投奔藩镇，取得校书郎的官衔，算是正式进入官场。此后，他大半岁月充当文官，一任史官，四任教授，当了三年朝廷大手笔，当了几年京城、洛阳的闲官。他也两任县官，其中一次是因为关中灾荒，他要求朝廷减免百姓赋税，得罪执政，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当县令。他还两任州官，却是因为劝阻唐宪宗迎接佛祖释迦牟尼一截指骨遗骸进宫，触怒皇帝，远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当刺史，一年后调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的最高官职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倒确实是由于参加平定军阀有功而取得的，但为时不长，可见他一生忠心耿耿为中兴大唐帝国、巩固封建统治而努力奋斗，但朝廷只把他当文才，要他多写文章，少管朝政。他的历史功绩和成就，主要还是领导了“古文运动”，在思想上复兴儒学，排斥佛老，以全面恢复、巩固儒家思想统治，为封建国家的统一服务，在文学上倡导古文，反对骈文，从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书面文学语言，促进了散文及诗歌的发展。他的政治建树，其实颇不足道，而文学成就很杰出，尤其是散文的创作。
　　《进学解》写于唐宪宗元和七年，韩愈已经四十五岁了，但仕途仍然不得志。两年前，他因为担任河南县令，要整顿当地驻军的纪律，法办欺压百姓的士兵，得罪了顶头上司，被调到长安任职。元和六年，到长安担任兵部属下的职方员外郎，负责管理边塞城镇、四方地图等档案资料，是个闲官。他却闲不住，甚至管到地方上去。他有事经过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阴），听说有个县官犯法，华州刺史只把他调到另一个州去当司马。韩愈认为这是包庇，就告发到朝廷的监察机关。经过调查，推翻前案，重新把那个县官贬到一个边远小县当县尉。这件事，韩愈管对了，朝廷却有人嫌他多事，让他三次到唐代最高学府国子监里去当博士，相当于今天的教授。这一系列遭遇，加上四、五年清苦无聊的博士生活体验，使他不禁愤愤不平，满腹牢骚。于是，他写出这篇奇文，进行诡谲讽谏，发泄牢骚不平。
　　这是一篇辞赋。韩愈采取这个体裁，有两个用意。一是显示他写作本文的目的和态度就是抒泄不平和讽谏嘲弄。从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开始，辞赋中便有一类专门发牢骚的作品，其特点就是借自嘲以讽喻。本文即如此。对于古代文人作者及读者来说，一读便知韩愈这一用意。另一个用意是可以虚构创作。汉代辞赋原有创作性质，其结构往往是主客问答，而这主人和客人大多属于子虚乌有之类的虚构人物。本文也这样。但是韩愈实际上是写他自己的遭遇不平。为了使本文的寓意更为显豁，所以他索性来了个现身说法，干脆写一个国子学博士先生和他的一个学生的辩论，让读者容易意会到这位博士先生就是现任博士韩愈自己。因此，这篇辞赋既用传统的问答对话结构，又有所灵活变化。全文三段，先是国子先生教诲，其次是学生责难先生，最后是先生批驳学生。它的结构一目了然，而文章的奇妙就在教诲、责难和批驳之中。
　　本文题目《进学解》，意思是关于学生进学校学习问题的辩解。第一段开宗明义，写这位博士先生把学生叫来，教诲一番。他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良是从勤奋得来的，而被玩耍荒废；品行的完成从思考得来的，而被惰性毁掉。按照儒家的观点，学生上学的任务是学习文章业务和道德品行，所以先生强调学习态度必须勤奋和思考，反对嬉笑玩耍和因循随便。第二，着重指出当今朝廷圣贤，政治英明，爱惜人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无微不至。第三，告诫学生只要一心求精求成，不必担心前途会遭遇什么不明察和不公平。显然，先生要求学生努力学习是一番好意，但是强调学生有幸赶上大好年代，前途一派光明，是否切实，是否真心，却引起学生的怀疑和异议。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个老学生就笑嘻嘻地说了：“先生，你骗我们啊！”这就转入了第二段。
　　第二段写这个老学生全面叙述分析了他的先生的学业品行的成就和政治生活的遭遇，指责先生的教诲自相矛盾，自欺欺人。首先，学生就按照先生提出的要求，来衡量先生自己的成就，指出先生学习业务是十分勤奋的，攻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一年到头，一天到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先生对于发扬儒家学说是很有功劳的，努力排斥异端佛老，“回狂澜于既倒”，不遗余力；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继承发扬了《尚书》、《诗经》、《楚辞》到司马相如、扬雄的一切优良传统，“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内容博大精深，文辞波澜壮阔。先生的品行可以说完成了，年轻时就敢作敢为，壮年后更是处世得当。这就是说，先生的文章学业和道德品行是完全合乎先生自己的要求的。如果按照先生所说的，正赶上了好年头，那就应该仕途通达，志业有成，生活富贵了。但是事实怎样呢？学生接着就描述了先生的实际遭遇处境。大意是说，先生“公事得不到人家信任，私事得不到朋友援助；仕途上前跌后倒，动不动就遭祸。当了短时期监察御史，立刻就被流放到南方边远地区。做了三年国子博士先生，却长时期看不见有什么成绩。命运和仇敌联合起来时跟你作对，你总共失败了多少回？即使是比较暖和的冬天，你的孩子却因为衣服单薄而哭着喊冷；就是遇上了丰收的年成，你的妻子也因为粮食匮乏而啼泣挨饿。你的头发秃了，你的牙齿掉了，这样到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自己不想想这些，却反来教育别人干什么？”显然，学生这一通指责，并非否定先生道德文章的成就，也不是挖苦先生衣食不济的窘境，更不是批判先生诱导学生的好意，而是以先生之矛攻先生之盾，用先生自己学而无用、怀才不遇的事实，来揭露先生所谓朝廷爱惜人才的不实之词，其讽刺矛头则是指向朝廷的。这正是先生的弱点，问题的要害，因而先生赶紧大喝一声，把这个老学生叫到面前，予以批驳。这就进入了第三段。
　　第三段就写先生对学生的批驳，发了一通绝妙的高论。首先，他用类比说明各人有各自的分工和专长。他指出，把大小木材分别用在建造房屋的各种结构部位上，这是工匠的功夫。把各式各样药材收集备用，这是医师的本事。而选举考察不同的人材予以适当任用，这是宰相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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