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也能看出哥哥的“饱”是一种伪装，便时常不好意思。你也吃呀哥，我够。哥哥就洒脱地晃着筷子笑，你吃你的不用管我，我不饿。弟弟说，哪能不饿，打柴薅草锄地赶羊，哪样都是体力活呢，又走这么远的道，回去还得走还得干，哪能不饿？哥哥就说，咳，这算啥，天天在家守着锅台，啥时饿了啥时吃呗。
弟弟知道哥哥是心疼他，是安慰他。他们家的生活条件，能保证每人三顿饭都大体吃饱就不错了，哪还有富余东西让人啥时饿了啥时吃呢。可哥哥变了，身份的变化，责任的变化，使哥哥的性格和为人也发生了变化。这十七八年里，虽然哥俩一直关系很好，你敬我爱的，但逢到好处你争我夺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毕竟只差一岁，他们再懂事再早熟，也还是嘴馋肚子大的孩子，他们在亲近之外也嫉妒、较量、嫌恶、仇视，都很正常。可眨眼之间，他们就不是一样的人了。既然弟弟在全县的最高学府都有了一席之地，既然哥哥连再摸纸笔的必要都没有了，那么，弟弟自然就成了负有改变他们家庭成分使命的人，成为未来之峰的登顶者，而哥哥，则只能甘为登顶者的后援队、补给站，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有一副肩膀可供弟弟踩踏。这是命运压给他的身份和责任，除了认同与接受，他似乎别无选择。这样，虽然只有短短的过渡期，他还是快速地长成大人了，作为一个准家长，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种克己的、无我的、忍辱负重的、望长久远的境界。
于是，三年里，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除开学校关门清校的节假日，哥哥每天都要跑一个四十里地的往返给弟弟送饭。对长途跋涉的哥哥来说，最辛苦的是风天，最遭罪的是雨天，最艰难的是雪天，每当弟弟看到哥哥一身黄沙、浑身透湿、满身冰凌的样子，心里都要一揪一揪的。若哪天哥哥来的早了，那说明他搭到了顺路车，哥俩就会高兴地以水代酒，举碗相撞，祈求以后事事好运。当然了，做弟弟的也的确对得起哥哥和父母，他所有的星期日都待在学校苦读不说，即使冬天夏天的寒暑假，如果能申请到勤工俭学指标，他也要捧着书本留在学校，在看大门扫院子打煤坯清垃圾之余，写或者背，背或者写。结果好运真就属于他了，三年后，他如愿考上了沈阳的大学，他让哥哥付出的辛劳吞咽的苦累，一举从精神上得到了补偿。
确实，哥哥得到的只是精神补偿，在物质上，他不仅一无所得，连甩下弟弟这个大包袱的可能性都看不到了，他看到的，只是未来的四年比三年还长。别的不说，三年下来，弟弟的个子就高出他一头，以前他俩可以共穿的旧衣服，这时只能悉数归他了，而去了省城的弟弟，总得置办两身合体的新衣吧。可合体的新衣是什么呢？是钱呀！当然了，这只是小开销。哥哥的付出，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最主要的是，大学里那些名目繁多的支出花费，使得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节俭方式全失效了。比如，哥哥能三年如一日地把午饭晚饭送到二十里外的县城，可他有本事每天跑上数百公里，也往沈阳送两餐饭吗？弟弟现在对钱的需要，比读高中时多了数倍，也迫切了数倍。
家里的情况一如过去，惟一的主题仍然是穷，对弟弟的需要无能为力，只为他的入学报到，就欠下了村里好几户人家的钱。尽管偿还借款的大项目被在南方打工的姐姐承包了，可报到之后，弟弟还得继续生活呀。而沈阳的生活，即使是穷学生的生活，也不是在农村在县城可以想象的。弟弟不好意思再向家里开口，可哥哥来沈阳送弟弟时，一看一打听，也就明白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仅仅是脱离苦海的一小步，甚至都不算一步，只是朝着前方抬起了脚，而那脚能否迈得出去，还很难说呢。但哥哥还是鼓励了弟弟。他知道，十九岁的学生弟弟虽然高高大大，却仍是个遇到事情就六神无主的毛孩子，他对能否把大学读下去没有信心。哥哥临危不乱地对弟弟说，你在这踏踏实实地安心念书，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二十岁的农民哥哥依旧瘦瘦小小，但他清楚，自己必须有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样，尽管对未来他也一派茫然。
二十岁的男子汉哥哥坐最慢的火车返回家乡，在县城下车后，他去了当初他和弟弟的班主任历史老师那里。这时候，老师已由镇初中调到县高中了，他开玩笑地说，我和你弟弟一样，都在一步步地往外爬呢。他请昔日的得意门生在独身宿舍吃了顿菜不丰富但酒挺充足的午饭，他说我不能正经八百地在饭店请你了，为调动工作，我都赤字透支了。哥哥理解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这个不甘心窝在穷乡僻壤的小伙子，县城也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一心想再奋斗回沈阳，那里也是他当年读大学的地方。哥哥就没提借钱的事，但喝酒时，他毫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往肚子里灌，同时粗声粗嗓地哭了起来。这是三年来，他头一次在人前流泪，他哭的放肆而又痛快。照理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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