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他们礼貌地推让，班主任就尖锐地指出，最真诚的谦让也包含了虚伪，他建议让天意选择。他说，没人愿意当举炸药包的董存瑞，也没人愿意当堵枪眼的黄继光，可一旦命运把董存瑞黄继光的角色派给谁了，谁的董存瑞黄继光角色也就得演下去，这才叫公平。兄弟俩认可了班主任的公平，通过抛硬币、竞钢锤、猜米粒豆粒的单数双数、蒙起眼睛转圈后指东南西北的四轮二十场五局三胜制较量，弟弟成了即将跻身县城的高中学生，哥哥则彻头彻尾地成了农民。
你必须无条件地帮他学下去，班主任对哥哥说，如果他读到博士后，你就要供到博士后。
你要永远对得起你哥，班主任又对弟弟说，以后，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你都应该视他如再生父母。
同样沉默朴实的兄弟俩在班主任面前紧紧拥抱，有点像一对外交使节。
兄弟俩的父母对班主任表示了有限度的感激，他们认为，班主任的主意也许能把他们的孩子之一救出火坑。兄弟俩的姐姐知悉这个结果后，从遥远的南方给班主任发来一封信，其间的感谢毫无保留。她也曾是他的学生。
新学期一开始，某种意义上，哥哥就成了弟弟的家长。如果不当这个家长，不论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哥哥只像姐姐那样，在养活自己之余，偶尔给家里一些贴补——假设他有能力贴补——也就行了。孩子大了能自食其力，家长就知足，除非家中有了灾祸，希望孩子伸一把手，否则，家长对孩子没有要求。可现在，哥哥的角色不光是孩子，他更是一个学生的家长，而孩子对家长可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孩子，哥哥无法轻松自在，他必须像家长一样，把弟弟这个大包袱，稳稳当当地扛在肩上。
前边说过，兄弟俩都瘦小枯干，相貌平庸，不擅言辞，胆怯懦弱，别说手艺，连力气都没有；可如果没有弟弟拖累，哥哥仍然要外出打工，这是眼下农村年轻人普遍选择的生存方式。外出打工也不一定就能赚到钱，在城里的农民工，上当被骗的，挨欺受辱的，找不到活干的，有了活干却拿不到工资的，比比皆是。可如今的农民，还是把城里当成天堂。毕竟，外出打工存在着挣到钱的可能性，城里天地大，机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城里又的确是个天堂。而窝在家中土里刨食，不说别的，光现钱收入，起码从眼下看出去十年，让人根本看不到指望。比如家中那千把块钱的总收入吧，一年下来，弟弟一人就要用去三分之一，还不算吃饭。
对了，只为弟弟吃饭这一项，哥哥就不能背井离乡。
假设哥哥出去打工，他的运气也好的出奇，每月的固定收入不少于——不算他能赚多少吧，只要他能保证从每月的工资里固定拿出一百五十元钱，不，一百一二十元吧，寄给弟弟就行，他做得到吗？一百一二十元，这是弟弟每月最低标准的伙食费了。不在于吃的什么吃的怎样，而在于，即使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也要花钱买。想想吧，十天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一个月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一学期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况且，一个下巴上已开始钻胡茬的小伙子，怎能光靠几条咸菜半碟黄酱备战高考呢。显然，单单弟弟吃饭这一项，就需要哥哥别走南闯北地出去打工，因为即使他能找到活干，又干的挺好，甚至还当上小工头了，他也无法保证每月都准时领到工资，都能把那一百一二十元的伙食费如期寄到弟弟手里。可哥哥若守家在地地给弟弟当后勤，事情就好办多了。虽然无法多挣点钱，但他可以按时把饭菜送往县城，节省出弟弟吃食堂的那笔花销。
这样一种省钱法看似笨拙，其实大有道理。饭菜这东西有个规律，做的越多越出数，食用者越多，越容易降低成本减少损耗。比如，同样多的一盆玉米面，一锅出货能蒸十二个窝头，可分两锅做，还是那么大小的窝头，也许就只有十一个了，若硬要汤汤水水地多挤出一个，那个头肯定要小不少。一顿就分得出不一样了，一天三顿一吃三年，算算吧，那得不一样成什么样子。这还没算柴水油电工时费呢。这是生活的简单常识，依据这一常识，从弟弟开学的第一天起，哥哥就担负起了从家中往县城高中送饭的任务。每天上午，把农活副业做上一气，十一点左右，妈妈把午饭一提早做出，哥哥就背上几个大饭盒往县城赶。从村到县有二十里地，前边七八里是山路和土路，难走点，后边十二三里是条不太宽阔但挺平坦的柏油国道，好走些，正常速度走完它们，约一个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哥哥能在十二点半左右赶到弟弟学校，然后视天气情况，哥俩或在宿舍或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一边聊天一边共进午餐。但有时候，干了一上午活又要长途跋涉的哥哥又累又饿，走到半道，他会找个熟人家要碗水喝，边休息边提前吃掉自己那份饭菜。但不论哥俩一块吃还是哥哥提前吃，哥哥吃的那份饭菜，总是不足那几个饭盒里饭菜总量的三分之一。哥哥中午带给弟弟的，其实是三份饭菜，除了兄弟二人的午餐，另外还有一份弟弟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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