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感觉里，现在在中国，大面额人民币的上市周期似乎在缩短。有人说钱毛了。这我不大懂，金融知识可是一套挺艰深的学问。我能想到的只是，甭管钱毛不毛，商品丰富了，消费渠道畅通了，就是好事。
我知道在以前，那些五元十元的人民币，一经占领市场，就称雄了二三十年。我想，这的确没什么意思，即使它们是又金贵又宝贝的钱，让人握久了也会感觉麻木，心生厌倦。而后来五十元面额人民币的出现（同时也出过百元大票，但印数极少，较难见到），就让人感到科学不少，它们畅行市场只有十年便退居次席，心甘情愿地拥戴新的货币成员对流通领域的全面统治。现在面额最大的人民币是一百元（主要为1990年版），但由于如今的人们商业活动频繁，消费水平提高，只过了短短五六年时间，这一百元的大票也让人们觉得使用起来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估计，没准在明年或者后年，一俟某种时机趋于成熟，面额更大的人民币就会投放市场。这都是未可知的事。
但我想不好的是，面额更大的人民币，应该是五百元还是一千元。从我个人简单的分析来看，有可能直接生产一千元的，反正不会再生产两百元的。人民币有两分的，两角的，两元的，但没有二十元的，依照这样的推导，直接生产一千元的更合乎数理逻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没任何根据。不过生产面额一千元的人民币时，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好解决。从人民币上选用的人像来看，由少数民族和工农知（知识分子）这样的普通百姓一直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样的领袖人物已应有尽有，如果再生产新面额货币，恐怕就不好选择用于标识的人像了。选孔老夫子吗？不可能，他的思想里有许多糟粕。选秦始皇武则天吗？更不可能，他们是封建帝王代表不了人民。选中国的现任领导者吗？这我不敢妄下判断，但从谦虚谨慎的角度讲，我认为即使有人这样提议，现任领导也会加以拒绝。那还选谁呢？选作家吗？这未免有点近于玩笑，我敢打赌，即使是选全体左翼作家联盟的群像也不可能。如果那样的话，肯定有人要说，毛周刘朱才一百元，你一个小小的作家，或者你一个“左联”群体，也照样小小，就敢一千元？由此可见，大面额人民币的出笼又有可能难产。
幸好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的俗语偶尔反用也大体成立。大面额人民币延缓上市，至少可以让国家和老百姓个人能少受一点假币困扰之苦。谁都知道，造假者为了牟取暴利，总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他们是不屑于为了一元两元去铤而走险，担惊受怕的。而再过几年，人民币防伪技术提高了，那时再出大面额人民币（当然前提是已经选好了人像标识），就可以把作假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
有些造假术真可以以假乱真。我看过有人从广州以一比四甚至一比三买进的假币，找银行的朋友用肉眼鉴定都蒙混过关了。当然也有的造假手段过于拙劣，买那种假币，差不多赶上了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前些天，锦州市一个渴望发财的家伙从南方花三千元真钞买了两万面额一百的假币，使用头一天就被抓住了。他去饭馆吃饭，付费时把一张百元假币递了过去，老板一看一摸，说你这假的，不要。他屁都没敢放，就重新给了人家真钞。然后他又去小摊上买烟，想唬卖烟的老太太。可老眼昏花的老太太也不含糊，照样拒收假钞要他的真钱。结果他真钱花完了，只得利用夜色去坐出租车，以为黑暗对他会有所帮助。可下车时，司机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还是要真钱。他说我只有这个钱，司机就把他送到了公安机关。这个愚蠢的家伙！我没见过他那三千真钞买来的是两万什么样的假币，但我敢断定，那假币的制作成本不会比高级卫生手纸的制作成本大到哪去。
另外，大面额人民币的延缓上市，还可以减少一些其他方面的无谓损失。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1983年。
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五十元面值的大额人民币，是在春红手里。
五一过后，春红从沈阳回到学校，我去看她，并通知她到潭柘寺春游的事。那天我一进她寝室，就见好几个女生正在议论纷纷地传看两张五十元的人民币大票，只有春红含笑坐在一旁。我听说五十元的人民币已经发行了，但没见过，现在女生们传看的这两张大票，肯定是春红从家里带过来的。我知道，春红的父母都在银行工作。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我一时有点手足无措，只能这么没话找话。
“看钱呢。”春红说。春红一边回答，一边把我让到她床上坐。她住下铺。与她同寝室那几个看钱的姑娘，一见我来了，立刻识趣地走了出去。那两张五十元的大额钞票，眨眼间又回到了春红手里。
“出五十的啦？”我明知故问地说，“来，给我也看看。”
“还出一百的了呢。不过我也没见过。”
“真新。”
“我家有十张，我带来两张。你看看，号还是挨着的呢。”
我看看钱上的号码，果然是挨着的。“好。”我说。我做出爱不释手的样子，反复摩挲。我知道我这样做，春红高兴。
果然春红春风满面。她说这钱她不想花，只留着看。春红一高兴，我心里边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说明她不再为五一前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