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除了一遍遍地对高老师和宋老师解释（当然他们总是能把我的解释驳得体无完肤），我还想去找春红解释，找陈姑娘解释，找同去潭柘寺的另外十个老乡解释。可是我发现，不论在食堂在路上还是在阅览室在教学楼，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意躲我，好像我已经成了能够传染瘟疫的细菌。我也几次下了决心，要去他们宿舍找他们，可每回我都会在迈开脚步前的那一刻丧失勇气。找到了他们，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又能说什么呢？万般无奈中，我只好在一个高老师和宋老师都没找我谈话的下午，跑到一个在北大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借来一百元钱。我决定，不论是谁，不论是高老师宋老师还是春红或陈姑娘，只要他们当我面再提一句春红丢钱的事，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那一百元钱交到他们手里。
“对不起，”我会这样说，“是我偷了春红的钱。可是那两张五十的新钱已经被我花了，我只能还回来这些旧钱。”
但是从此之后，却再没人当我面提春红丢钱的事，好像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直到两年多以后我大学毕业，直到过了十三年以后的现在。
十三年以后的现在，有一天，领导派我去采访一对美国夫妇，让我写他们的报告文学。据说那美国佬的妻子是中国人，而且就是沈阳人，他们这次是来沈阳投资的。我早就下过决心不再写什么报告文学。可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也是为了编辑部创收嘛。写他们老外的报告文学，要比写国内那些企业家合算一百倍。”接着领导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他已经事先谈好了价钱。最后领导又说，“亏不着你，按千字四百给你开稿酬。”我知道，在沈阳，还没有哪个作家能拿到千字四百的稿酬呢。我只能去了。
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那美国佬的妻子就是春红。
我当时就决定放弃八千元的稿酬了（领导规定的报告文学字数是两万），可我不能不接受春红的盛情邀请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当然即使共进午餐了，我也未能与春红合上饭盆，因为他们请我吃的是西餐。在我们的午餐将近结束时，春红用英语对她的美国丈夫说了些什么，那个美国佬像孩子一样听得张口结舌，然后一脸严肃地指示春红再对我说点什么。
“罗伯特让我向你郑重道歉呢。”春红说。我知道罗伯特就是她的丈夫。
“道歉，怎么了？罗伯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吗？”
“不，罗伯特指责我对不住你，”春红脸色有点发红。但我想那不是因为歉疚，而是因为啤酒。“为我怀疑你偷钱那件事。”春红说到“偷钱”这个字眼，就像她在对罗伯特说“Dear”。
我停止了手里的刀叉也停止了嘴里的咀嚼。
“当时宋老师把钱一给我，我就想去找你，可我怕你不理我。其实我从来也没认为你会偷我钱，但老师同学们都那么分析，我就也……”
“怎么回事儿？宋老师把钱给你？”这种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呀，宋老师跑到图书馆，把我还回去的《伪币制造者》又借出来，她一翻，就找到了那两张钱。”
“这－－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本《伪币制造者》，我几乎翻遍了每一页呀。”
“大概是翻得还不彻底呗。”
“你对了那两张钱上的号码吗？”
“对号码？……我，当时我很难过，那钱我都没再看一眼，就让同学拿出去破成十块的了。你是说……”
现在，我很想找一个出差北京的机会，去见见那个在1983年时很年轻的、目光犀利的宋老师。可我知道，我依然没有勇气。从我大学毕业那天起，我曾无数次地滞留北京，但我从来没有过重新迈进母校大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