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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币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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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春红情况的掌握，全部来之于陈姑娘的信息传递。她说回校以后春红又翻遍了宿舍，自然还是白花工夫。她说春红看上去情绪低落，没想到丢一百元钱能对她构成这么大的打击。她说春红到底病了。
听说春红病了，我立刻想往女生宿舍跑，我还想到了应该给她买一点水果。可正在我踌躇着找谁去借这笔水果钱时，我遇到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正从教工楼那边向我走来。团支书说，你先别忙着去干别的，老师有事找你，正在办公室等着呢。
我只好先放下春红去找老师。
在办公室等我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一见他们，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很紧张。说心里话，我还有点害怕。尽管我知道我没有道理紧张害怕，可我依然心跳如鼓，动作僵硬。我想起有一句俗语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现在我认为它大错而特错。一旦魔鬼找上门来，没做亏心事也让人很难坦然应对。因为还有一句话更加准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现在我面前的两个老师是一男一女。那个姓高的中年男人一脸正色，他是我们班的辅导员；那个姓宋的年轻姑娘目光犀利，她是春红班级的辅导员。他们坐在靠墙的长条桌子后边，却示意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我感到，这十足就是对正规审讯形式的照抄照搬。那时候，我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白面书生，通过一种森严的环境和压抑的气氛来将我击垮打倒，简直易如反掌。
“有什么事儿吗？”
坐了片刻，我感到窒息。我对他们充满了愤怒。我面前的这两个人，除了在我进屋时伸了伸手呶了呶嘴，然后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直视着我，看得我发毛。我无法忍受这种污辱人的心理攻势，可是发出来的声音却小得像蚊子。
“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又问了一句。
“当然有事，”良久之后，高老师先说话了，同时他看宋老师一眼。宋老师会意地冲他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其实不用我们说你也知道是什么事，但我们等了你几天，你也没能主动一点。不过现在你说了也可以算你主动。”
“是去潭柘寺春红丢钱的事吗？”
“是在潭柘寺春红的钱被偷的事。”
“这－－”高老师一个“偷”字，说得又重又狠。我想起身愤然离去，可我不敢。再说我仍然希望他们对我如此态度只是例行公事，而并非已经视我为贼。“如果你们需要了解情况，”我诚恳地说，“我可以汇报一下那天……”
“那天的情况我们全掌握了，我们已经分别与其他十二个人都谈过了。”高老师不紧不慢地说着，还“哼”了一声，满脸的轻蔑与蛮横。我盯着他的牙齿，我害怕到了极点。当然我现在怕的已经不仅仅是这高老师和宋老师了，我怕的对象，已经扩大到了那包括春红、包括陈姑娘在内的其他十二个人。这么些天，他们没一个人对我提起老师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高老师继续说，“就看你的态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我只能更加诚恳。
“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高老师却更加轻蔑与蛮横。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在以后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找我，有时是高老师单独找我，有时是宋老师单独找我，更多的时候则他们一齐找我。他们已经不再忌讳什么，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我还回偷拿春红的一百元钱，他们软硬兼施。硬的谁都可以想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处分开除交送公安机关之类。软的则是劝诱分析推理说服。他们大概也像我一样看过许多侦破小说，他们讲出来的理由全都让人没法反驳。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时常会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把我自己规定为偷钱的窃贼。而之所以我现在对偷窃的细节已经丧失了记忆，是因为当时我处于一种下意识状态，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十分自觉，这能够证明我不是惯犯。首先我有充分的偷钱动机。我家里比较穷，我却既爱面子又好出风头，一百元钱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还喜欢那两张新版的五十元钞票，每次见到它们我都爱不释手，我流露过它们有纪念意义之类的话。最主要的是我曾试图与春红合饭盆，却遭到了拒绝，我完全可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另外我也有充分的偷钱条件。是我让春红把钱夹在《伪币制造者》里的，而我是那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熟悉那本书的构造（这一条玄了一点，可提示出来，能够更像专业办案人员的谈吐）。在去潭柘寺的路上，我多次紧靠在春红身边，并且我帮助春红背包的时间最长。在吃饭喝酒时，在玩那个抽纸条游戏时，尤其在大家跳舞时，我都与那一堆包挨得最近。而更有一个关键之点是，在那天去潭柘寺的所有人中，只有我和春红知道在她包里，在《伪币制造者》的书页之中，夹着两张面值为五十元的人民币。
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除了一遍遍地对高老师和宋老师解释（当然他们总是能把我的解释驳得体无完肤），我还想去找春红解释，找陈姑娘解释，找同去潭柘寺的另外十个老乡解释。可是我发现，不论在食堂在路上还是在阅览室在教学楼，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意躲我，好像我已经成了能够传染瘟疫的细菌。我也几次下了决心，要去他们宿舍找他们，可每回我都会在迈开脚步前的那一刻丧失勇气。找到了他们，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又能说什么呢？万般无奈中，我只好在一个高老师和宋老师都没找我谈话的下午，跑到一个在北大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借来一百元钱。我决定，不论是谁，不论是高老师宋老师还是春红或陈姑娘，只要他们当我面再提一句春红丢钱的事，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那一百元钱交到他们手里。
“对不起，”我会这样说，“是我偷了春红的钱。可是那两张五十的新钱已经被我花了，我只能还回来这些旧钱。”
但是从此之后，却再没人当我面提春红丢钱的事，好像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直到两年多以后我大学毕业，直到过了十三年以后的现在。
十三年以后的现在，有一天，领导派我去采访一对美国夫妇，让我写他们的报告文学。据说那美国佬的妻子是中国人，而且就是沈阳人，他们这次是来沈阳投资的。我早就下过决心不再写什么报告文学。可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也是为了编辑部创收嘛。写他们老外的报告文学，要比写国内那些企业家合算一百倍。”接着领导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他已经事先谈好了价钱。最后领导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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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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