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成青华 王永亮

　　中学时代读过《晋祠》，很是景仰作者梁衡。以后凡是他出版的著作、写的文章，都要仔细品味。终于有个机会，我们走近了梁衡，倾听他在新闻、文学、政治之间浅吟低唱。他给我们以启迪：政治舞台给一个官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权力，更是观察社会、研究问题的制高点，是磨练人格的砥石、培植业务之树的土壤和酿造思想的工厂。凡是一个好的官员，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思想家和文章家。

　　“功夫在新闻内，受益在新闻外”

　　记者：您是一位令人非常敬佩的记者和作家，刻苦勤奋，著作颇丰，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年轻记者是读着您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成长起来的。您原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主管全国的报刊工作，前几年又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您是如何适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梁衡：这两个岗位应该有一些区别，但实质上都没有离开新闻这个大行当。我在清华给学生演讲时打过一个比喻，我就像一块夹馅面包，一层一层的。我大学毕业先到农村劳动锻炼了一年，然后当记者，当省报驻地区的记者，相当于驻你们衢州市这样的记者，这算是中国比较基层的记者了。4年以后调回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那是省一级的管理部门，以后又是4年，调到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站，做记者又升了一级，然后9年。国家成立了新闻出版署，调我过去，又成了国家管理部门的干部。在新闻出版署一干13年，再调到中国第一大报当副总。从最基层的记者、中层记者再到最大报纸的记者；从最基层的管理、中层管理再到国家级的管理，但始终没有离开新闻这个大行当。

　　 这期间，我有一次干行政领导的机会。但报社觉得我是北京的人，不愿把我留在山西，我自己也对新闻事业情有独钟。不久，国家组建新闻出版署，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调任署长，他把我带了过去，于是，我又从事了全国的报刊管理。这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了。老实说，我的本质还是记者。我现在说话、思考问题总是用记者的眼光。外出开会、工作，老愿意和报社的同行在一起，大家也不把我当作管理者，总觉得你还是一个记者，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员。

　　新闻出版总署是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是管行业、当裁判，而报社是业务单位。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指挥、审稿、值夜班、组织重大报道，工作压力肯定比署里大。但两个岗位还是有共性的地方，都需要认识新闻规律。不管搞新闻管理还是搞新闻采编，都要懂得新闻规律，但还是各有侧重：管理有管理的规律，编采有编采的规律。

　　记者：去年下半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了《梁衡文集》研讨会，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称赞您“是我国新闻战线上一位具有卓越成就的‘多面手’。他的才能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在新闻、通讯、评论写作和新闻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散文写作上也已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而且在新闻出版的管理和媒体经营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许多独到的创见。”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新闻与写作的问题？

　　梁衡：我最近是出了一套文集，共九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家感到很奇怪，当官和写作是怎么统一的？其实，不管你研究写作还是研究管理，最后都要汇到一个点上去，即汇到理论上去。文集出版以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门为我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9本文集中有3本与新闻有关，第一本《没有新闻的角落》谈采访规律；第二本《新闻绿叶的脉胳》谈写作规律；第三本《新闻原理的思考》讲管理规律。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在写作理论上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文学、新闻、科普还是理论文章，尽管体裁不同，它最后在理论上还是相通的。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提出了“文章五诀”写作法。这篇讲稿，现收在文集的第三卷《为文之道》里。“形”就是要有具体的形象。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话，你要告诉读者这里有一组沙发，3个人，北面坐着谁，南面坐着谁，桌上的柚子是黄色的，葡萄是绿色的。要描述出具体形象，读者才能接受。“事”就是讲一件事情。今天下午5点半，我们三人回到房间，在干什么。然后要有“情”。文章里面有感情，才能感染别人。第四个是“理”，要讲个道理。最后一个是“典”，就是你肚子里要有东西，要读很多书，要有典藉。一般的文章就是这5个字，不同的文章里会多用不同的“诀”。比如评论、社论，“理”字多一点；新闻稿“事”字多一点；写抒情散文“情”字要用的多一点。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它实际上符合了这5个字。它讲一件事情，张思德烧炭，牺牲了，然后是具体的形象，开追悼会。还有感情，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然后用了典故，司马迁说过“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最后归结到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形、事、情、理、典”5字诀我把它归纳为“二实二虚”。“形”和“事”实，“情”和“理”虚，加上用典，文章就好看了。这个方法非常灵，我在人民日报上夜班的时候常给年轻人讲，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言论、社论很干，读者不爱看？因为它只用了一个“理”字，其他四个字基本不用，而且这"理"又不是你自己新发明的“理”，仅仅重复上面的“理”。

　　对于新闻写作，我坚决反对新闻散文化，新闻和文学这两个个性不同的东西，是不能相互混杂的。只有通晓了其中的规律，你才能明白。原理上不能乱，方法上可以相互借鉴，只有理论到了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分得清，才能得心应手。很多人写消息的时候也来很多形容，很多比喻，很多心理描写，他们分不清新闻和文学的规律，读了几篇文学作品，觉得好像很新鲜，就拿过来乱用，反而把新闻的美破坏了。我打个比方，舞蹈和健美是两个不同的项目，但都讲究美。前者属艺术范畴，后者属于体育范畴，它们都在展现人体，都很美。但健美的美是肌肉、骨骼、力量的美，舞蹈的美则是柔软、意境、韵味的美。所以，舞蹈演员可以拖很长的袖子，越长越好，而健美运动员只穿三点式，越暴露越好。如果你不懂两者之间的规律，那美就无从谈起了。可见，只有在理论上有很深认识的时候，才能反过来指导实践。

　　记者：我看了全套《梁衡文集》，发现其中六卷书不是新闻内容，读后却受益匪浅。对于新闻以外的人生，您悟出了哪些道理？

　　梁衡：人生就像一块石头，从山上向下滑落，有的搁在山腰，有的落在沟底，甚至有的挂在树杈上。这是命运，是机遇。我很感谢命运安排我这块石头落到新闻这个平台上。它教会我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负责、勤奋、思考、追求。毕业三十多年，我一直这样追求。这套集子里有得奖的新闻作品，但大量的还是新闻以外的文学创作、理论思考和科普写作，从社会影响来讲后者也大于前者。陆游有名句“功夫在诗外”。我这些非新闻作品的功夫却都在新闻内。首先，新闻业的性质、环境教会我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新闻实践使我能广泛地了解社会，有素材有思考，才有这些理论和文学作品，我在科学、教育环境中采访，又写了这两卷科普作品。这九卷书中虽有六卷不是新闻，但它确确实实是植根于新闻实践，得力于新闻实践。而且就是三卷新闻中，也只有第一卷中的一半是新闻作品，其余都是思考和理论。所以我的人生体验是“功夫在新闻内，受益在新闻外”，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养分以后还会发生作用。在清华大学的那个讨论会上，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新闻这个职业。我把这个体会真诚地告诉新闻同行们，也告诉将要迈出校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学们。

　　记者：您的作品内容相当广泛，知识含量很高，消息、通讯、评论、小说、散文无所不写，很多记者都想知道，您是如何驾驭这些题材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题材感兴趣？

　　梁衡：文章一般可以分成6个层次以满足读者需求：最低层次给人以刺激，第二个层次给人以休闲，第三个层次给人以信息，第四个层次给人以知识，第五个层次给人以思想，最高的层次给人以美感。文章家大都是最高的两个层次。我22岁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一下就到了最基层的内蒙古。这么多年，加深了我对社会的认识，磨练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忧国忧民”这个词不是我们共产党提出来的，历史上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自己总结了8个字：“忧心为政，真情为文”。当官的，要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搞管理就要对国家负责，对老百姓负责。忧心从哪里来？一是读圣贤书，包括读共产党的圣贤，读毛选、读邓选、读马恩文选，了解社会规律，以天下为己任；第二是当记者，整天在基层，采访老百姓，发现社会问题，发现社会规律。忧心多了，写文章才能有责任感。“真情为文”就是说真话，写出你的真情实感。我所有的文章，不管是文学、科普还是新闻，都体现了这8个字。我写科普小说，纯粹来自一种为学生分忧解难的动机。我在中学时代数理化学得并不好，我是学文的。我在光明日报跑教育时，发现学生们学教理化很苦，还像我小时候一样苦。为什么几十年的“苦”就解决不掉呢？我开始研究问题，发现有一点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不会用生动、通俗的东西教学生。我就下决心要写一部通俗的“软教材”。我希望通过我的这部东西，孩子们能轻轻松松地学好教理化。这只是我在采访中遇到并想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并不是想当作家。它先在一个杂志上连载，前后载了3年，效果很好，最后成了这套书。第一本书是1984年出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学生杂志连载。这说明社会需要它。

　　我前些年写了一些政治散文，实际上它是一种对我们党传统作风的呼唤，我写周恩来、瞿秋白，写老一代革命家怎样追求革命理想、怎样追求人生价值。如瞿秋白，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而成了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它启示了一种思想，现在很多人读了《觅渡，觅渡，渡何处》，一见面就说，这是你最好的一篇，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党派的界限，它在探讨人生。我觉得，有一颗忧心，就会说一点真话，就会说一点贴近规律的话。大家之所以喜欢我的作品，我想一是说到了规律上，二是说到了大家的心里。如果你只顾做花样文章，不想如何为读者解决问题，如何为社会思考问题，而是卖弄你的文字，那文章肯定没有什么生命力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很有意思的记者生涯？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梁衡：我的记者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是基层记者4年，第二次是中层记者9年，这次回归到高层采编队伍已经有4年。如果要说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可能是我第二次当记者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期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拨乱反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全国上下思想解放，每天都发生着新鲜事，出了一批人物，所以我也出了一批作品，一般都认为我的代表作是那年得全国好新闻奖的《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1980年还没有中国新闻奖，那时叫"好新闻奖"，这篇通讯得了一等奖。最近，河南大学新闻研究所受上海方面的委托，编了一本“中国新时期经典新闻作品选”，他们把这篇稿子收进去了，还约我写一篇东西介绍当时的采写情况。那时，我采写了大量的改革时期的人物和很多思考性的新闻，反映当年的大案要案，反映改革变革时期昔阳县怎样从左的圈子走出来，还写了一批在基层奋斗的先进人物，如在新疆石河子栽树的英雄，乡村教师等等，现在回过头来，还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影子。

　　至于说到最大的感受，我认为，采访了这样一批默默无闻的英雄，你就能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同时，你也会产生一种忧国忧民的心，你会觉得你不写这些人，就会对不起他们。我们的社会就是靠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支撑着。作为一名记者、一个传媒，你应该报道这样的社会脊梁，报道这样的社会主体。

　　记者：作为一位干部，您平时的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您仍勤奋写作，每年都有佳作问世，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很多读者都想知道，您的写作时间是如何安排的，为什么您能长期保持这种旺盛的创作激情？

　　梁衡：我创作的大都分时间都是思考，而不是整天趴在那里写，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写？1995年以前，我的创作大部分是山水散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晋祠》的时候，年轻也不懂事，文章喜欢短，追求一种文字的美，以人们能背下来的标准来写。随着年龄的增大，写文章越来越小心。我曾提出两个标准，一是不和自己的文章重复，要尽量超过以前的语言、构思或者是那种高度；第二是尽量不和别人重复，如晋祠，几千年来很多人写过，你一定要找到新的角度，这个就很难。写了人物和政论散文以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因为老想超过自己，老不想让人说粗制滥造。我现在基本保持一年写一篇文章，这可以用人物写作标志我的创作年份。2003年发表了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2002年写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追求那遥远的美丽》，再往上推，2001年是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2000年是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一年一篇，但构思的时间却很长。《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前后花了20年。这说来可能不信，但确实是这样。总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关注这个题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总理生平展览，我从外地专程赶来看，写了《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20年后，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才又完成《大无大有周恩来》。中间去看过总理生前工作过的许多地方，包括去日本。调阅的资料不说等身也有半人高。现在20年间这前后两篇文章都收在我的集子里。瞿秋白的那篇也前后构思了6年。我写一个人物，要做好多案头工作。比如写辛弃疾《把栏杆拍遍》之前，我先把辛弃疾的年谱做了一遍。然后提炼他的思想，是用了“形”字诀，为了国家，辛弃疾把栏杆拍遍，一个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出来了。

　　说到写作，很多人都理解为必须趴桌子上。其实，写作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是写哲理性散文的时候，主要是思考。我觉得文章主要给人两点东西，一是给人美感，二是给人思想，这就要求会思考、勤思考。思考的机会随处都在，这样，时间的利用就大多了。所以，我写作基本没有什么手稿，小本上、公文纸后面都写，想到什么就临时记录下来。

记者：您开始较投入地从事创作是什么时候？

　　梁衡：我较专心地投入创作，开始于“文革”之后文学再度繁荣时，那时散文比之小说、诗歌等有很大的差距。文坛沉寂，几乎没有专门的散文创作队伍。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头脑里又还顽固地存留着杨朔式的散文模式。到底散文是什么？这个最普通不过的问题引起我久久地深思。我是杨朔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学爱好者，曾受到他很深的影响。但再让我写那种文体，已很不甘心，它已经过时。

　　那么，新时期的散文应该怎样去写呢？散文是众多文学艺术形式的一种，它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在这个规律没有看清以前，我不敢贸然挥笔。

　　我注意到古代散文大家韩愈、苏轼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文论，而他们的作品都最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达到了自己要求的高度。韩愈要求文以载道，文章如高山峻立；苏轼要求作品如行云流水，文章如江河横溢。正因为这种文论结合，相辅相成，才使他们达到一个前人没有的高度。

　　在学习散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是边研边习，一边从事理论探索，一边写作，总想做个明白人。常常是想一想再写一写，想通一点道理，就实践一、二篇文章；再写一写想一想，创作中触发到一点感想，就努力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相结合，边掘进，边开采；边问路，边赶路，走得很慢也很苦。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文章如果真的用心来写，一生有几篇也就够了。

　　记者：许多人评价，您的散文达到了艺术性、思想性、学术性相统一，应该说是您记者加作家加学者加管理者的经历综合交叉起作用的结果。从多个角度琢之磨之、苦心经营，是苦吟方出华章。你对新闻写作又是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梁衡：我认为，当作家要“苦吟”，而记者的工作和写作面都比较杂，一是要把自己训练成多面手，二是要出精品。我在基层采访时，林业专家教我，单一品种的树林并不一定好。不同树种长在一起的混交林有很多好处。由于所需营养不同和生活环境的互补可以合理利用土壤养分，减少病虫害，长得更茂盛。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曾写过一篇论文《种一片新闻与文学的混交林》，提出做新闻记者，一方面要做多面手，另一方面要为出精品而努力。现在年轻记者发表文章、出书的机会多了，尤其要注意不沾上粗制滥造、贪多求快的浮躁的习气。有的记者将自己发表的新闻稿过几年就凑一大本，找钱出版，很自豪。其实，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凑字数出书，如播种莠谷，看似一片茂盛，秋天却颗粒不收。

　　记者：平时与一些年轻的记者朋友聊天，谈起您，一是羡慕您的一帆风顺，二是觉得您的经验只适应中央大报的“大记者”，对于基层新闻单位工作人员来说则无从学起。您本人是否这样看？

　　梁衡：我感谢历史的机遇，使我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取得一些成绩。但我已走过的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上中学时喜欢文学，大学却考入档案系，这算第一次不顺。几年专业思想教育，已塌下心攻档案，成绩还好，又赶上“文化革命”。毕业时发配到边疆先到农村劳动锻炼，工作都无着落，更不用说专业对口，这算第二次不顺。以后先在地方报，又逐步到大报当记者，由边疆农村又回到北京，我就像被人推到枯井里，靠着信念理想这根细绳，又一把一把地爬上来。

　　但是，真正的不顺还是第三次，成名之后。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驻山西九年，由于报道和后期搞人才公司的改革举动，省里就向报社要我，在地方任职。报社接信后怕人被挖走，立即调我回京任职。当时全国搞省、部级干部三梯队名单，我在其列，中央党校为这批人专开了期培训班。报社领导说：“你先上任还是先上学？”我说：“当然先上学。”在我心里学问比官重要。当时正有几本腹稿，就是没有整块时间，难以成书。就在我上学期间，由于一封匿名信，我即被剔出梯队名单。我去上访，答曰：“问题是没有，这一拨是把你误了。”

　　记者：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呢？

　　梁衡：大约人生中总有挫折、逆境这一课，看来是命运安排我非补这一课不可了。我想，仕途可遇不可求，学问随时由人做。那时我读了大量古人的笔记和传记，使我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和“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历史人物中我佩服词人柳永。他本有雄心壮志，进京赶考，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不想连考不第，竟在民间流落了十七年。他隐入歌楼妓馆，这算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但他都没有屈服，在这种最易消磨意志的地方也没有浪费掉自己的才华，而将中国词的创作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没有辜负手中的笔。新时代的文人当比封建时代的文人更要有出息些。要紧的是永不妥协，自强自重。我决定调整生活，拟了这样二句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反正时间不能空过，结果在我人生挫折最大、最低潮的那两年，恰也成了我著述最集中的两年，特别是完成40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

　　记者：广义地说，这也算是孤愤著书了。

　　梁衡：您刚才提到，年轻人羡慕我当初做记者时的工作条件，这也是一种误解。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9年，当的是驻站记者，长期在基层采访，并无成名的地利之便，同时，工作任务也是较重的。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不大容易抢到新闻，这就逼着我另辟蹊径。实践中，我发现报上登的新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刚发生的，如昨天召开了某个会议，哪个要人来访，发生了某个案件等等，这些事时效性较强，可以叫“瞬间新闻”、“显性新闻”，稍纵即逝。记者写这种新闻关键是要快，叫“抢”新闻。

　　记者：您说的这个“瞬间新闻”，按照现在的大学新闻学教材，大多数可以归做“硬新闻”。

　　梁衡：与“瞬间新闻”相对的一类新闻，是那件事早就发生，并一直存在着，但是从没有报道过，还不为人所知。这事件一直在那里被冷藏着，谁去发现它，报道它，它就是新闻。由于事件本身时效性并不强，它早几个月迟几个月，甚至早几年迟几年报出，一样可以吸引读者，这类新闻可以叫“稳态新闻”、“隐性新闻”。

　　因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我就逼着自己去研究发现“稳态新闻”，即在平凡又平静的生活中发现读者爱看的和想知道的东西。在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我访问农民、教师，像梳头和挤奶一样地寻找新闻。比如，一个70多岁的老农，靠实践摸索成为核桃专家，他种的核桃二年就能挂果，皮薄如纸，肉都长到了皮外；一个农民养猪专家自学两门外语，创造了全国最好养猪指标；一个班主任在自己宿舍里支一张床，生一个炉子，为农村穷苦有病的学生补课，又补身体等等。这些东西早就存在，没人写过，读者又爱看，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

　　当记者期间，凡是我写出的这类稿件都得到了较强烈的反响，我获得的几项全国性新闻奖恰恰都是这种“稳态新闻”。

　　记者：您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您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怎么看？您认为适应新形势，新闻工作者应有何新修养、新素质？

　　梁衡：老实说，我不是很了解新闻教育。但是也能感觉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不是很紧密。我当博导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想写出一本“实用新闻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使学生读了有用。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靠记者自觉地用理论指导实践，又在丰富的实践中提炼理论，使采写更加理性。

　　在我的全部修养观中，有两点我是时时不敢松气。一是惜时，二是尽力。人生苦短，在时间这种资源上，只有节流却再没有开源的可能。我们唯一能努力的就是拼命地去利用它。当记者的那几年，每到年初我就自制一张大工作历贴于墙上，并题这样几个字：“时不待我，我何饶你；孜孜以求，锱铢以计。”

　　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跑，不断地写，不断地发稿。这是一种极紧张、日新月异的工作。但是一个人仅有的知识总是会被消耗掉的。所以当记者必须学会不断地自我补充，这主要是读书。另一方面，把自己平时在社会和知识大海中的所见、所感不断整理出来，奉献给社会，也是记者的责任。这些都需要时间。但是，记者连吃饭睡觉都无定时，要想有整块时间坐下来读书、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学会“空中加油”——空军作战时，为了给飞机补充燃料，但又不能让战斗机撤出战场，于是便“空中加油”。记者的主要学习方式，只能是这种空中加油式。

　　记者：就是说，记者的学习通常只能是化整为零、见缝插针式的学习？

　　梁衡：是这样的。在记者生活中，大概有这几种情况最浪费时间：等车，坐车，谈话应酬，开会。这些时间如果不利用起来，记者的生命就将白白扔掉一半。

　　我当记者时，每次出差包里都要装一本书。如果是长途车，从早到晚在火车上，总可以看五、六万字。有人觉得一个人出差寂寞，我出门却尽量不结伴，特别不要人陪。这主要为避免应酬而浪费掉途中和住在招待所后的许多时间。

　　长时间的工作中，我逐渐发现，记者采访中有两个时间空白段可以利用。一是，早晨起床到早饭前。这时无论是陪同的人还是被采访的人都不会上门，绝对安静。我在这个时间一般是背书。记者的基本功中，文字功是极重要的，应该像艺人“曲不离口”一样，经常背诵和熟读一些范文。有一段时间，我出门都随身带着《历代文选》，就利用早晨的时间，将过去学过的一些范文，重新习背。

　　第二种时间空白段，是刚到一地，还未接触采访对象，没有正式开始工作时，这一方面可以抓紧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完成上一次采访的稿子，有时就带一个正写作中的散文稿，抓紧时间搞点“副业”。我有几个大本子，分门别类，贴着许多五花八门的资料，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成了我在新闻、文学、科普和政论几个领域里写作的主要工具。这个方法，邓拓同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积累知识好比老农拾粪，要养成习惯，每天拾，见了就拾。也不要分什么羊粪、牛粪，先拾回来再说，它都会化作养分，滋养禾苗的。时间，只要肯见缝插针地利用，总还是有的。

　　记者：在读了您的许多书之后，发现您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初版在1985年，正是中学生中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谚语之际，您还在1984年办过全国第一家“人才开发公司”。从您的成名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善于紧跟时代潮流是记者的重要素质之一？

　　梁衡：潮流有两种，一是大潮流，时代潮流，这是永远要紧跟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二是小潮流，即一般所谓的“风”，不管是社会之风，还是学风。这主要不是跟，而是要创。因为你如果总跟，就永远没有你的个性，你的成就。

　　我在《数理化通俗演义》中提到过，成功的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要具有创新精神。当我们开始登上治学之路时，第一是继承，是将前人已掌握的知识接受过来。一般人做到这一步也就为止了。而科学家却不甘心于只数别人的脚印，我们看牛顿、法拉第、巴斯德、达尔文、卢瑟福等这些伟人，他们读了一些书，一旦接受到一种新思想的启迪之后，便立即进入自己的创造轨道，去顽强追求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当爱因斯坦还是个16岁的中学生时就有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思考。一部科学发现年表几乎全部为青年人所占有。只有不断地创造，科学才能发展，才能延续。

　　世界之大，历史之久，曾涌现过多少学者专家，为什么只有少数伟人永存呢？这是因为他们有所创造，历史才承认他，才肯回报他一席之地。

　　一个人云亦云、毫无创新的人，可能在官场上还能混下去，甚至可以红光满面、荣宠一生。但是在科学的讲坛上，他只要还是重复一遍昨天的话，就再没有一个人听。

　　我写东西，每当提起笔，最感头痛的是怎样避免重复：不要和别人的文章重复，不要和自己写过的文章重复。我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自问是否与别人重复，是否与自己的过去重复。所以我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叫《只求新去处》。至于《数理化通俗演义》的创作，则是为了增加中学生对数理化的学习兴趣，书成后，作家汪曾祺曾称赞过“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因为在形式上，用章回小说写科普作品还是第一次，是创新，这本书现在出版了十多个版本，还在再版。我的《新闻三部曲》在体例上也是自己创造的新形式，特别是第一部《没有新闻的角落》，以前别人是出作品集，我是新闻作品和理论并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强。这本书也再版了十来次。

　　创办“人才开发公司”，在当时也属开潮流之举，而非跟潮流。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记者：您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您强调：“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她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千古流传”。您没有想过，过多地强调政治因素会影响媒体的亲和力吗？

　　梁衡：你所说的亲和力，大概就是指报章的可读性吧？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当然行不通。读者当然就避而不读，而我们事实上也走过这样一段弯路。但，我可以不客气地讲，如果有人认为政治家办报就必然枯燥，那其实是对政治不通、不懂，没有真正懂得和掌握政治的精髓。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报上发表的文章，《光明日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是当时的政治，这一举就使报纸的发行量陡增到150多万份。小平同志南巡的一篇通讯，传达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信息，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举国上下人人急读。新闻史上政治家办报，报纸上名震环宇，名垂青史的美文举不胜举。毛泽东同志写的电讯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还有许多言论、文章，是何等的气势磅礴又神采飞扬。还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的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再上溯到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些政治家的报章之作，哪里有一点的枯燥、呆滞？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写作上，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梁衡：我承认，一直以来，我所有的创作都带有对社会负责的功利主义。我的政治散文尤其强调为现实服务的很实用的目的。

　　记者：您的政治散文恐怕读者面并不是太宽吧？

　　梁衡：不，相反，政治散文恰恰有更大的读者群。正因为这样，我的读者并不只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关心国家、社会，对人生、世界、历史有兴趣的人都是我的忠实读者，包括中等文化以至很高文化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级干部。因为我的作品虽然“苦吟”精炼追求文学的美感，但决不敢仅止于此，而是追求思想性、理性。

　　我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在我的所有散文里，可能是内涵最深、比较抽象的一篇了，但是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从平民百姓到官高位显者都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读完《觅渡》后，给我来了信，这封信，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内中的一些语句我还记得，她说：“父亲的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枝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如今，当我散步时，常有知情的年轻人上来嘘寒问暖，说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加深了对我父亲的认识，亦深感其启迪人生。”

　　我的一个搞煤炭的老乡到我家来，拿了我的一本散文集回去看，再见到我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瞿秋白。

　　一篇有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文章，在不同层次的读者那里会不同的理解和触动。对某些读者，即使他对文章的某些要素一时理解不了，但只要你的文章是好东西，他还是能感受到的。

　　记者：您笔下的人物为何多是一些大人物？

　　梁衡：我写马克思、毛泽东、瞿秋白、邓小平、周恩来等等，这是因为他们涉及“大事、大情、大理”，第一，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第二，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第三，他们大都有悲剧色彩，都为后人留下一点遗憾。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

　　记者：您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档案专业，您的作品中浓厚的政治情结，是否与您特殊的学历背景有关？

　　梁衡：既有关，又无关。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干部，都要关心社会，也就是关心政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记者：可是，日常生活中划时代的大事毕竟是极少数的，对一线的记者来说恐怕更多的时候要面对平凡。

　　梁衡：这不要紧，一个政治上成熟的记者总是能小中见大，于普通事件中发现本质的东西。在生活的海洋中，他能表现出一种曾经沧海的深沉和洞若观火的敏锐。不值得写的东西他看也不看一眼；值得写的东西他会磁石吸铁般不松手。他不会像一些平庸的同行那样追逐于明星歌手的裙裾后，陶醉于奇闻艳事的传播，浮光掠影，毛毛草草，他能吹沙见金，挖掘本质。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好记者。

　　记者：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新闻学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理解新闻事业和新闻人的？

　　梁衡：我理解，新闻业是一个社会责任很重的行业。它担负着为全社会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责任，是整个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必须使用的桥梁和纽带。新闻业至少承担着如下几个社会责任：社会信息的传播，社会道德的建设，舆论监督和社会及历史文化的积累，它甚至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如果要问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行当里让你懂得什么是责任，怎样为履行这个责任来要求自己，充实和改造自己。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做一个社会人的前提。新闻业是造就一个社会人的理想平台。存在决定意识，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自然会历练出这样一些特殊的素质。

　　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记者是社会各界的纽带，就他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之广泛来说，他仅次于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都连着整个社会，一稿发表，读者上亿。记者工作的时候始终是站在社会的制高点，从政治、政策、全局和社会规律的高度出发向大众提供信息。同时，他还负有开启思想、引导舆论的责任。但凡中外名记者、名编辑，无一不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履行这个责任的人。这既是一种使命感，也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职业道德。记者是以天下为己任，他看到每一个可以为之出力贡献的地方都想一试身手。社会的进步就是他们的惟一心愿。一切自私、狭隘、麻木不仁、浮躁随便的品行在这里都会被剔除掉。

　　第二，他应该是一个勤奋的人。记者不像其他一些行业，术有所专，这里要博要杂，并且是在不定状态下，靠自己丰厚的学养、敏捷的思维工作。像猎人一样，在目标不定的情况下捕捉目标。生物学家法布尔说过，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这个准备靠无穷无尽的不倦积累。他的聪明靠无休止的长久训练。勤奋就成了他的基本的人生态度和起码的工作作风。因此，一切懒惰、散漫、懈怠、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行为在新闻这个行业里也会被一一淘汰。

　　第三，记者应该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记者思考问题总是从对社会、人民和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他需要在纷繁的事物中挑选有新闻价值的最符合历史潮流的东西。所以他总是在观察、思索、对比。社会进步是他惟一的参考系。他实事求是，科学行事不会因趋炎而跟风，也不会逐利而附势。一切平庸、浮躁、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敷衍了事的作风在这个行当中都会被逐一淘汰。

　　第四，记者还应该是一个有追求，有事业心，最终又是一个有所成就的人。由于他总是觉得责任在身，勤于工作，努力思考，他必然不会时光空过。他可能会有一个抓住大题材并一举成名的机遇，但如果没有也不怕，就是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他也会聚沙成塔，积木成林。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职业的社会性会使他有许多建功立业的切入点。许多老记者后来都成为政治家、学者或者作家就是明证。所以我一直以为，新闻是人生最好的一块平台。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在这里三点都可以做到。一个青年人无论学什么专业，无论他将来终生干什么，如果有条件，毕业后最好先当四年记者。不为立业，而为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