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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补充资料——杨绛散文风格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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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 ），女，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
1970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
杨绛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以不动声色的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家庭、事业中的境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描写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的小说，出版后很受学界的重视。
“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是新时期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对“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比如：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
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钟书先生对这一环境的认同，以及在认同了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钟书先生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无怨无悔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当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上时，文本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破空而来。
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她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力。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 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
从整体的美学效果上来看，杨绛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一样，呈现出一种活淡、平和、睿智的风格。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昕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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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老王,杨绛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作品《老王》补充资料——杨绛散文风格赏析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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