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子》，开篇就接触到他与梁惠王的对话。

孟子对着急功近利的惠王，说：“王！何必讲利？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如果全国上下都讲利，把义放在后头，那么谁能不争呢？如果都这样，国家的次序不就乱了吗？但是如果讲仁，就是另一番情况了。讲仁的没有遗弃自己的父母，讲义的不能轻慢自己的君王。“王亦曰仁义而矣，何必曰利？”

这不是孟子不讲利，他只是扩大了力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他的治国之道，有着长远的打算，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如果君主实行了这样的大利，讲仁义，用在治国、内政外交上，那么在互相征伐的战国时代，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这个行仁义的国家，所谓的“利”自然随之而来了。

有了美好的前景，那么君主该有怎样的素质？孟子提出了“与民偕乐”的古圣，尖锐地批评了“率兽食人”的今王。孟子拿文王做例子，灵台的修建，借助于民力，但是百姓很高兴这样做，花园里群鹿光又肥，白鸟白又亮，满池鱼跳跃，古人与民同乐，所以享受快乐。而夏桀守着肉山酒海，花园多么广大，就算自比太阳，又有什么快乐呢？百姓早就抱有跟他同归于尽的决心了。

其实，百姓的要求不高，很好地养生送死就可以了。“养生丧死无撼，王道之始也。”可是现在的君王怎么做的呢？“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这是一幅活脱脱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凉景象。“庖有肥肉，廊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大概。君主自己过着奢靡的生活，消耗了大量的财富，不知道体恤百姓的痛苦，和野兽们差不多，都在吞食老百姓的血肉啊！这种情况下，百姓怎么能够归附呢？国家又如何能够强大呢？

喜欢战争的梁惠王终于转变了态度：“寡人愿安承教。”孟子便阐述了他的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

要保民、养民——“省刑罚，薄税敛”， 千方百计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孟子并不排斥刑罚，只是以仁义为本，仁义与刑罚是相辅相成的；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慎用民力，不要夺农时，修建奢华的宫室，增加百姓的额外负担。

要“深耕易耨”，把泥土耕的更深些，及时除草。农业技术上得到提高，增加了生产，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了。如此，“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这是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也就充裕了。

解决了吃饭问题，下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不耽误耕作的闲暇时间，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梯、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品德上，对父母尊长，尽孝道，对兄弟姐妹、朋友能够发挥友爱，对人对事言而有信，不虚伪欺诈。在社会上，能以这样的品德待人处世，侍奉上级，那么整个魏国不就是一个孝、梯、忠、信的大家庭吗？您做到这一点，别国的百姓还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您去讨伐他们，谁能抵抗呢？何惧楚、秦的的坚实盔甲，锋利的武器呢？所以说“仁者无敌。”您不要再怀疑了。

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与梁惠王进行了几次谈话，终于阐述明白。他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推行仁义，讲究仁政，期望天下太平，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当时策士、纵横家等游说之士，为求取功名富贵，都建议君主扩充权力、军队，图谋邻国，虎视眈眈，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孟子的仁政，需要长时间，需要慢功夫。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受到冷落就在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