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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与老庄的世俗哲学浸染太大，前者之弊使人易于一味流向现实而忽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后者之弊则使人悲观失望，产生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想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反映。为了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建立新人生观，就必须注意批判与清理传统人生观的消极因素，引入新的人生观。在这方面，宗白华认为西方文化中科学和艺术的人生观是值得向国人引进的。这种文化观反映了宗白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的一面。他提出:“科学的方法是‘试验的’，‘主动的’，‘创造的’、‘有组织的’、‘理想与事实连络的’；这种科学家探求真理的方法与态度，若运用到人生生活上来，就成了一种有条理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人生。”他认为科学的人生观有助于人们树立对生活意义的认识，从浑浑噩噩中走出来。
宗白华先生的这种人文情怀，是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文化人物的至为可贵的人文精神的共同体现，同时也是国学大师的心胸人格的表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所以关注人生境界的讨论与重建，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情操与理想。在他之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发生过一场科学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的两派有的重人文，有的重科学，其实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各有所偏与所见，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日趋工业化与科学化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生何为的焦虑，以及对于科学与功利主义蚕食人文主义的忧患。后来的新儒家学说，重点关注的也是人生观与道德思想的建设。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是多么严重。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人生观的问题依然是那么沉重与困惑，依然需要我们关注与思考，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加以思考与建设。
冯友兰先生在个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人生的境界》一文，最后一段话意味深长:“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中国古代哲学，是国学的核心理念所在，国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文情怀，对于人生境界的永恒追寻，构成了国学的灵魂所在，也是国学薪火相传的动力。
——完——
主讲人简介:
袁济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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