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后期，有一个刊物，叫《思想与时代》，向我约稿。我陆续写了十篇在其中发表，合起来成一部书，题名为《新原人》。我认为，这部书所讲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上边说过，哲学的对象有三大部分。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社会，另一部分是人生。在“新理学”这个体系中，《新理学》讲自然，《新事论》讲社会，《新原人》讲人生。从这个意义看，照旧的体制，这部书应题名为《原人》。《新事论》和《新原人》都是“新理学”的应用。更广泛一点说，《新原人》也可以说是哲学的应用。

　　在中国，从“五四”时代以来，人们就在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新原人》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但它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它首先反问，什么叫意义?什么是意义的意义?它说：一个东西的意义和一个东西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东西的性质是它本来就有的，是客观的。它的意义是随着人们对于它的了解而有的，不完全是客观的，有主观的成分。人们对于某一东西有所了解，但和各人的了解不尽相同。例如喜欢风景的人和一个地质学家同时来到一个山上。山就是那一座山，但各人的了解不同，喜欢风景的人说这个山很美，他是从美学的观点欣赏这座山。地质学家说：这山是什么样的岩石构成的，形成于什么地质年代。他是从科学的观点了解这座山。他们对于这座山有不同的了解，这座山对于他们就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山的性质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两个地质学家看那座山，对于那座山，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一个地质学家可能说，这座山下有铁矿；那一个可能说，没有铁矿。但是这两种认识，总有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上一段所说的那两种意义，就无所谓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各人有各人的了解，一个东西对于各人有不同的意义，可以各行其是。

　　人对于事物有所了解，而又自觉他有所了解。这个自觉也是很重要的。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和人同样生活于自然界中，但人对于其周围的环境有或高或低的了解，而其他生物则没有什么了解。它们只是遇见可吃的东西就吃，遇见可喝的东西就喝。它们在吃在喝，但对于吃喝毫无了解，也不知道它们在吃在喝。人知道吃喝对于他们的意义，而又自觉他们在吃在喝。他有比其他生物高一点的了解和自觉。了解和自觉，《新原人》简称为“觉解”。

　　人生于自然界中，又是社会的一员。自然和社会是他生活的两个一大一小的环境。他们对于这些环境以及其中的事物，有不尽相同的了解，所以这些环境及其中的事物，对于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所谓人生，也有不同的意义。各人有各人的人生，不能笼统地问：人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意义。各人的人生，是各人自己创造的。各人的历史，是各人自己写的，各人向各人自己负责。

　　人在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这种精神世界，《新原人》称为“境界”。各人的精神境界，千差万别，但大致说，可以分为四种。一种叫自然境界，一种叫功利境界，一种叫道德境界，一种叫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就社会发展说，是原始社会中的人的境界；就个人发展说，是儿童的境界。据说在唐尧的时候，有一首民歌说：“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时候的人，能够凿井、耕田，可见他们在生产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已经有了“帝”，可见他们已有了社会组织。可是他们认为，社会组织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后来有些诗人和哲学家，认为这种不知不识、纯朴的生活是很好的，羡慕这种生活，歌颂这种生活。其实这种原始社会中的人，并不自觉他们的生活是纯朴的，也不觉得这种生活值得羡慕，值得歌颂。成年人羡慕小孩子的天真。可是小孩子并不知道他们是天真。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天真，他们就]就已经丧了他们的天真了。

　　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显著的不同，就是在这两个境界中的人是自觉的。就是说，他们做什么事，同时也自己知道自己是做什么事。社会上有些特别重大的事，其意义和后果往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做这种事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但就其眼前的意义和眼前看得见的后果说，他是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事。这就叫“自觉”。

　　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区别，在于为私还是为公。功利境界中的人无论作什么事，都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都是为私。也可以说就是这些为私的思想，构成了他的精神境界，功利境界。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社会的利益，都是为公。也可以说，就是这些为公的思想，构成了这种全的精神境界，道德境界。

　　用中国哲学的范畴说，公、私之分，就是义、利之辨。“利”这个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指物质的利益，一种指自私自利的动机。追求物质利益或不追求物质利益，并不是区别利和义的标准，问题在于为什么追求，为谁追求。如果是为了自己享受而追求，那就是自私自利。如果是为了社会，为了群众而追求，那就是为公，那就不是利而是义了。譬如说，办工商企业，必须照经济规律办事，只能赚钱，不能赔钱。可是有些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搞社会主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赚钱。其实问题不在于赚钱不赚钱，而在于为谁赚钱。如果搞社会主义企业而赚钱，使社会主义繁荣昌盛，那才真是为人民服务。

　　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跟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像一盘散沙中的一粒沙子，而是像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都是从人和社会的关系说的。如果没有社会的组织，就无所谓公了。无所谓公也就无所谓私了。如果在自然界中，只有一个人，他的精神境界也就没有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分了。

　　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特别是自然)的关系说的。人是自然的产物。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先有了自然。在人开始有点自觉的时候，人对于自然就有一种理解，持一种态度。原始社会的神话就是这种理解和态度的反映。这种反映，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表现。神话进而为宗教。宗教是神话的系统化。它也代表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代表一种对于自然的态度。神话和宗教，其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知道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从其中可以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这也正是哲学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哲学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先对于自然有一种更深一层的理解，持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照“新理学”所讲的，对于“理”的认识，对于真际的认识，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说，从殊相认识寓于其中的共相，就是更深一层的认识。殊相是感觉可以认识的，共相是感觉所不能认识的。这并不是因为感觉的能力不够，而是由于感觉从本质上就不能认识共相。对于共相的认识，要靠“思”。感觉不能认识共相，思也不能认识殊相。这也不是思的能力不够，而是由于殊相在本质上不能为思所认识。感觉和思各有其对象，各有其作用。这一点，“新理学”着重地讲了。“新理学”又提到“纯思”，“纯思”就是纯粹的以共相为对象的思。

　　这样的思所构成的精神境界，《新原人》称为“天地境界”。所以称为天地境界，因为这种境界所牵涉到的是人与宇宙(特别是自然)的关系。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说明个人及其周围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都处理好了，那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新原人》认为，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

　　我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写的《新对话》中引了一段文天祥的《正气歌》。歌词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里所讲的也是共相和殊相的问题，他所举的那些实际的例是“忠”的殊相，他所说的“正气”是“忠”的共相。照他所说的，“忠”的殊相，都是“忠”的共相的表现。这样解释他所说的“正气”，大概不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的原来的意思，这也不必深考。我所要说的是忠的行为，本来是社会中的一种道德行为；可是照文天祥在这里所了解的，这些行为就不仅是社会中的道德行为，而且有了超社会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所做的都是道德的事，并且对于他所做的事，都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意义，他的境界，就是“新原人”所说的“天地境界”。“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就是说，他已经与共相合一，进入到永恒了。永恒并不是没有生死而是超生死。超生死好像很难解，其实并没有什么难解，他是自觉他的行为，是“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既然“安足论”，那就是超生死了。

　　张载的《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篇具有关键性的字眼是两个代名词，“吾”和“其”。“吾”是张载作为人类之一员，说他自己；“其”指乾坤，天地。这篇文章的头几句是全文的前提，代表一种对于宇宙的了解，从这个了解出发，就可见，作为人类的一员的“吾”所作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事，都与“其”有关，因此就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这个了解出发，也可见，作为人类一员的“吾”的遭遇的顺逆，幸不幸，也都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这种意义，《西铭》可以得出结论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张载的这篇文章，牵涉到有些哲学史的问题，这里都不必谈了。从哲学看，张载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意思，是说明道德的行为，可以有超社会的意义，用《新原人》的话说，是说明天地境界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是天地境界。程颢兄弟都很称赞这篇文章，他们说，有了这篇文章，可以省许多言语。省了什么言语呢?省了说明什么是天地境界的那些言语。

　　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这个更高的观点是什么呢?《正气歌》称之为“天地”，《西铭》称之为“乾坤”，道学家一般称之为“天”。这些名词都各自有许多不同的歧义，所以“新理学”另外立了一个名词，叫“大全”。“大全”略如现在一般哲学中所说的宇宙。但是“宇宙”这个词现在被滥用了，例如说“宇宙飞船”，这个“宇宙”显然是指物质的宇宙，哲学中所说的宇宙应该是逻辑性的。为了避免误解，还是“大全”这个名词比较好。

　　“新原人”特别注重讲“大全”，认为“大全”是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一个总的概括。概括也是一种理解。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于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新原人”所说的“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就是这种态度。这些都不必再说了。现在只补充一点，大全就是宇宙，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总名。可以说是最大一类的殊相的总名。这一大类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是什么呢?就是“有”，就是“存在”。这一大类的殊相真是千差万别，可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它们都“存在”，都“有”。所以它们也称为“群有”。就是说，这一群都是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说的了。

　　“群有”就是一大群殊相，一大群具体的事物。寓于一大群殊相之中的就是“有”这个共相。“有”这个共相不可能是任何殊相，不可能是任何具体的事物，因为如果它是这种具体的事物，它就不可能是那种具体的事物了；它要是那种具体的事物，就不可能是这种具体的事物了，在理论上说，它可能是任何东西；在实际上说，它不可能是任何东西，它是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可是实际上不可能有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因此“有”又变成“无”了。在中国道家哲学的关于“有”、“无”问题的纠纷，大概是由此而起。如果把“有”了解为“群有”，“有”就是“群有”，“群有”是殊相，“有”这个共相就寓于这一群殊相之中，那就没有这样的纠纷了。不过照这样的了解，“有”这个共相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共相，而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了。

　　《新原人》所讲的“大全”，不是“有”而是“群有”。《新理学》所讲的“理”都是抽象的共相。《新原人》所讲的“大全”是具体的共相，和《新理学》所讲的“理”是不同的。我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全”是一个“名”。这个名的内涵是“有”。它的“外延”是“群有”。把它的内涵和外延统而言之，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有了这个“名”，人就可以在思维中把握整个的宇宙，由此对于人和宇宙(特别是自然)的关系，有所了解，并对之持一种态度。这种理解和态度所构成的精神境界，就是《新原人》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种天地境界是有哲学的修养的人所得到的。哲学和宗教不同。这种不同有四点：第一，宗教是根据迷信或者是同迷信分不开的。原始社会中的神话，固然是迷信，一神论的宗教的上帝，也是迷信。哲学是尊重理智，反对迷信的。第二，宗教用的是形象思维。坐在灵霄宝殿上发号施令的玉皇大帝，固然是形象思维所幻想出来的；创造世界的上帝，也是形象思维所幻想出来的。哲学不用形象思维，而用理论思维。第三，宗教所幻想的世界模式是社会组织的反映，哲学所思考的世界模式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第四，信仰宗教的人的精神境界不高，它可能是功利境界，因为他往往是希望凭借对于上帝或诸神的信仰，以求得他们的保佑。有些人可能是随着大家作一些宗教的仪式，这些人的精神境界就是自然境界。由哲学所得到的境界是“天地境界”。

　　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因为宗教和迷信是分不开的，科学最反对的就是迷信。哲学和科学则是相互为用的。哲学的发展是凭借科学的。哲学不能解决科学的问题，但可以从科学中得到启发。科学也不能解决哲学的问题，它的启发可能帮助哲学解决问题，但是必须把它的思想转化为“反思”。总的说起来，科学可以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境界，但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哲学和科学可以相互为用，而宗教和科学则不能相互为用。

　　在“天地境界”中的人，要做些什么特别的事呢?并不需要作什么特别的事。他的生活就是一般人的生活，他所做的事也就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不过这些日常的生活，这些一般的事，对于他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境界，天地境界。这个道理，借用《中庸》里边一句现成的话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