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六朝时是一个讲究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魏晋六朝是所谓雅道相传的年代，雅道是人生的品味，审美的趣味，它分别了人生的修养层次与道德修养的层次，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国学大师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的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欢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欢木屐，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情趣盎然。于是客人通过这件事终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这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国学中的人生境界中的价值判断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这些论述表现了梁启超对于趣味在人格培养领域的重要地位。趣味是人类异于动物的介于爱好与理性、修养与嗜好之间的生命追求，它是人性的集中显现，也是通向道德境域的潜意识。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表明他的文化思想是很深邃的。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

当然，国学中的人生境界论是多元思想组成的。老子与庄子这些道家人物，对人生境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庄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取得自由，不能摆脱“人为物役”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的自由本性受制于各种外物的束缚，只有将这些束缚人的“假我”、“非我”统统扔掉，人类才能走向自然，实现自身价值。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回之口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 谓坐忘。”庄子用“心斋”、“坐忘”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生境界的实现。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比如对于自由情性的追求，对于高风遗韵的向往，都与老庄的人文精神有关。

老子与庄子所确定的这种人格本体主义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特点便是从思辨走向了现实的人格严肃主题。庄子揭露的弱肉强食，“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社会现象，到了汉末则愈演愈烈。魏晋文化与魏晋人格的永恒魅力，就在于这种社会场景中悲剧性地全面展开。这种追求又因了当时士族阶层的崛起而形成为特定的人格，表现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魏晋士族文人一方面风流自高，另一方面动乱又常常将他们拖入死亡。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欧阳建、石崇等人，都是在动乱中被送上刑场的。这样，就在强烈的人生追求与无可奈何的命运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死生亦大矣”，这是从庄子到魏晋名士痛感的人生主题。当人处于蒙昧阶段，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时，还可以因麻木而减轻这种痛苦，但当人们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欲望时，这种死亡就越发显得惊心动魄。

魏晋风度 后世景仰

由此，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段话与人们今天常引的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论魏晋人格潇洒的话可以互相补充。汉魏以来，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各种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再一种就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随着老庄与玄学的流行，人们对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路发出了挑战，以自然的人格代替礼教人格。中国古代的人生境界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而魏晋风度则这对于这一段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格化与名士化。我在今年四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讲演稿《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古代的人生观，虽然存在着儒道两家的对立，但是这两派的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儒家与道家都将人格境界奠定在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意识上，主张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建构人格，而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建设人格，这就造成了儒道两家文化人格的顺从性与和谐性。儒家“与天地参”的道德境界，与道家的自然之道也可以相通，孔子晚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浴沂舞雩”的美境中获得解脱，他的“浴沂舞雩”与庄子的“逍遥游”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生的自由境界。儒道两家人格的不同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活力与人生境界的多元化，他们彼此之间的互补，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广博精深，中国后期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物，没有不出入佛老的，苏轼、王夫之等人就是典型。

因此，谈到中国人的人生境界，便不得不谈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人生境界论。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是中国人生境界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世俗的，他们不主张在脱离日常生活之外去追求西方人那种惨厉的宗教赎罪精神，因此，印度小乘佛教的教义与仪式很难在中国推行。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去参悟道。虽然它也有一套修炼仪式，如净心宁意，排除杂念等等，然而其主流精神却是倡导日常实践以加强悟性，积累智慧。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不主张离开日常生活去思索佛性，而是力主禅境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强调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中皆有佛性在内，这是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泛神论思想。以往的小乘佛教在解释三身法时，常常从外在偶像角度去解说，而禅宗则从自我心灵去倡论。而此种自悟具有豁然开朗的特性，所谓“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即是这种心理觉悟现象的表现。顿悟是禅宗独特的精神领会方式，由于它是主观和个体性的，又不脱对象的感性形式，心灵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审美精神的释放不谋而合。

禅宗常用三种境界来说明悟的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以喻精神的漂流，没有得到禅境的指引；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形容已经破除法执与我执，即超脱了客观性相与主观痴迷，使精神获得一定的自由但尚未悟道；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形容在顿悟中获得永恒的体验高峰，这虽是一霎那间的顿悟，但却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禅境即是这种高峰体验的产物。这种体验由于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是在与砍柴担水，观花赏月的平常生活相伴，因而它没有出世的寂灭，与“高处不胜寒”的虚幻，相反，倒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趣味，是一种恬淡闲和，平静如水的心境。体现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宁静而世俗的品格趣味。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中国人》这本书中指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这种诗学精神固然直接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与禅宗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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