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云：“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宦，俱为社会所不齿。”这段话对我们理解元稹在婚姻和仕途上的一些选择是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来回顾一下元稹的婚姻。他一共有两任正娶之妻：韦丛，字蕙丛，京兆尹韦夏卿之女；裴淑，字柔之，祖籍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京兆韦氏、河东裴氏皆是唐朝之显要士族。“韦氏之先，商伯之后，周则以国受族，因家彭城；汉则以儒继相，？牒京兆”。[2]韦氏是关中士族中与统治阶级结合最紧密者，藉科举制度维持其士族地位不坠；裴氏是河东三著姓之一，“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3]，所谓“三祖”是指曹魏时裴潜、裴徽、裴辑三兄弟，为河东裴氏三大宗派之祖。这两位可是名副其实的“名家女”。
解释完“婚娶名家女”，“仕由清望宦”又是什么意思？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理解唐代文献中常出现的所谓“清流”。何谓“清流”？清流一般指士族之清华高贵，而在唐代是有兼义的：一般将由进士、明经等科出身者称为清，其他杂流称为浊。《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吏部尚书”条：“其有历职清要，考第颇深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即否。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官。”而杂流就是指门荫如三卫、亲事、帐内、千牛之类，以及各色流外及杂职掌等属于流外铨的职吏等。所以，“仕由清望宦”意为做官要求是清流出身，亦即要考进士或明经。元稹的选择是明经——即便再怎么急
于摆脱贫困，渴望早日入朝为官，清流的出身是万万不能放弃的！
文学成就
（一） 盛世颠峰过后的中唐文坛
盛唐之声，举世瞩目。在历经百年的酝酿与准备之后，终于厚积薄发。除了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众奇才仿若事先约定般齐刷刷聚集而至，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谁没有写下千古绝华的不朽诗章？无论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或者“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那种特有的豪迈自信、自由飞扬便可谓之盛唐气象。
这派令多少后人为之称羡，为之骄傲的气象背后，是强盛的国家实力来作的基石。彼时唐帝国巍然傲立，睥睨天下；放眼世界，谁与争峰？那样的壮志豪情，千年后的我们是无法体会了，惟寄之于想象却足以热血沸腾！
然而世事总逃不脱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那样过去了。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盛唐传奇还可以持续多久？可惜，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如果”这个东西，所以我无奈地承认“安史之乱”确实成了分水岭。自那以后，很难觅得曾经开阔纵横的气象了，文学亦是如此。
细心比较一下盛唐和中唐的诗歌，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更富理想色彩，而后者更带生活倾向；前者更多有携才气写诗的痕迹，后者则更体现在功力上。那种奔放的激情迈入中唐就受到压抑了，或转为哀苦，或转为闲适，或转为琐细。
朝廷的腐败、社会的渐衰以及在仕途上的坎坷，令部分士人开始直面现实，自然很难再扬起那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情了。立身于繁华过后的时代，中唐的文人是不甘心的，他们心怀中兴的希望，并且积极探索：在以李杜为代表的波澜壮阔的盛唐诗后，还可以找寻到另外一条创作的道路么？他们顽强地寻求变新、改革，对这点，我崇敬不已。
元稹，正是生活在盛世颠峰过后的中唐，他的文学活动自然也被打下时代的烙痕，他也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寻求突围的中唐文学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 元稹和白居易
在文学方面，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互相影响的态势，故要谈元稹的文学成就，白居易似乎是个不能回避的话题。札记初始，我引用了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中对元稹的记述，其中有一段如此说道：“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白乐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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