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歌研究

　　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同时或稍后，邹恩雨的《元稹与白居易》和玄修的《说元白》都是将元稹与白居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此后陈寅恪也将元稹与白居易的的诗歌作品一并进行笺释、研究，如其《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稍后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及元稹诗作的部分则有《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了，到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研究角度更多，诸如诗歌艺术特色、对当时文学发展之贡献、诗歌体裁、题材、声律特点、诗歌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尤以卞孝萱、王拾遗、吴伟斌等人成绩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王拾遗的专著《元稹论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讨论元稹诗歌的，其中第三部分是“元稹的文学见解”，第六、七、八、九等部分则对元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和探讨，均具有一定的深度。
　　诗歌成就和对中唐文学之贡献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对元稹的诗歌艺术及其成就，作出了整体评价。如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就认为，“元稹的诗，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流滚出来的。他看不惯当时藩镇的跋扈，豪将的横杀，捐税的苛杂，佛老的猖披......于是’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所以遂便发之为诗，讥讽时政；冀可极百姓于万一，使政治上轨道。......他有了陈子昂做帮助，有了杜工部可师法，遂便大胆地在诗里谈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起来。同时他又看穿了诗虽然是依伴乐曲而流演的东西，但却也可以离开音乐而独立。......于是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他之所谓新体诗歌，专门要讽刺执政，代民伸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元稹“虽和居易相酬唱，但居易的流畅平易的作风，他却未能得到。不过他的诗虽不能奔放，却甚整炼”，他的《乐府古题序》“是’新乐府‘的一篇简史”，他的传奇《会真记》“成了后来的一个最有名的传说的祖本”。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元稹诗歌的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了，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元稹虽比白居易小六七岁，但却是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元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居易。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另外，他的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这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将“元稹”单列一节，以示重视，他们对元稹的《田家词》、《估客乐》、《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很高，但是也认为“元稹其他讽喻诗的成就远远不如白居易，元稹的作品形象不鲜明，意思不集中，枯燥乏味的多”，有些作品的“表达方法也有些呆板”， 不及白居易写的“叙述生动”、“引人入胜”。 “元稹作品中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由于他富于词藻，精于描绘，尤其擅长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能吸引人和感动人” 。他们还特地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对元稹诗歌艺术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多起来了，较具代表性的有：裴斐《元稹简论》、吴伟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吴伟斌《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吴伟斌《关于元稹诗文评价的思考》、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等。
　　其中裴文主要探讨了为何是“元白”并称而非“白元”的问题，该文认为“元白”并称所以先元后白的原因有两个：一、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二、“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文章还认为，“真正能代表元稹的不是新乐府，而是以哀艳缠绵之笔写生离死别之情的艳诗和悼亡诗”，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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