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831），安微之，河南洛阳人，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他在担任左拾遗、监察御史时，曾对权贵、藩镇、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有“直道”之誉。然而，元稹后来究竟有没有依附权贵、藩镇、宦官而“变节”，学术界的看法存在歧异，是一桩公案。
　　1979年第四期《华中师院学报》发表卞孝萱《元稹“变节”真相》一文，对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的元稹“变节说”，进一步作了阐发。此说认为，元稹本有“直道”之声，但后来投靠藩镇、宦官，位至宰相。据史书记载，元稹连中明经、拔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三科，颇得考官裴垍的指示和赏识，此后又以“直道”赢得了已升任宰相的裴垍的信任。元稹在《文章自叙》中云：“予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仍为裴度、李正辞讼所言当行，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裴度等人均是裴垍的亲信，元稹支持他们同权贵斗争，是为了得到裴垍的信任，虽遭贬官，但并不太懊伤。果然，不久裴垍提拔他为监察御史。昔日的“暂黜”，成了日后“升腾”的政治资本。

　　元和四年（809）元稹在任奉使剑南东川道时，曾揭发该道及山南西道节度使、刺史的不法行为。使还，朝廷今元稹分务东台，他在洛阳继续弹劾“权宠臣”的不法行为。次年春，朝廷召元稹还京，途中宦官用马鞭打伤了他的脸，宪宗皇帝包庇宦官，再贬元稹为江陵府土曹参军。元稹曾作《思归乐》诗曰：“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 惨 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况我三十余，年来未半程。江陵道涂近，楚俗云水清。……身外无所求，眼前随所营。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由此看来，元稹这次再遭贬谪，仍不太悲观，他相信裴垍，期待着裴垍寻自己更大的提拔。

　　可是，宪宗元和六年（811）裴垍病卒，元稹失去依靠，便不再“酣歌”、“负气”，而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感梦》诗中说出自己的心声：“前时予掾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就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元和六年宦官的走狗严绶接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成了元稹的顶头上司，连好友白居易也为元稹担忧。谁知严绶到任后，不但没有对元稹进行报复，反而恩顾偏厚，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元和九年（814）严绶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吴元济，宦官崔潭峻随作监军，他们把元稹也带去。元稹《葬安氏志》云：“适予与信友约浙（浙）行，不敢私废。”所谓“信友”，当不是指“府主”严绶，而是指宦官崔潭峻，可见他与宦官的交结。其后，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竞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1986年第二期《复旦大学学报》刊有吴伟斌《也谈元稹“变节”真相》一文，作者另辟新说，认为元稹并无“变节”行为，理应与白居易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他认为，裴垍谢世后，元稹失去有力的支持，处境的确困难，但他仍与袭垍亲党裴度等保持密切联系，斗争决心依然十分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哀病骢呈致用》）、“为言腰折气冲天”（《送友封二首》）、“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答姨兄胡灵之》），可见其一斑。其间，尽管他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但这是无权使然，政治气节未变。白居易晚任江州、刘禹锡外放朗州、柳宗元山谪永州等等，无一不是如此。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他变节是不妥的。

　　严绶是朝廷派出的官员，与世代相袭的镇将不一样。元稹巴结上司严绶有之，但说他巴结藩镇则不实。细读元稹在江陵时的诗作，其中有《奉和严司空重阳日》等七首与严绶有关，均是一般应酬之作，并无过分的阿谀奉承。严绶讨淮西，元稹曾代他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斥责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表明的立场是正确的。至于所谓“信友”一词，意为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而崔潭峻以内常侍出为监军使，职权实在节度使之上，元稹作为青衫从事，品位低贱，怎么会随便称与己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元稹江陵任及其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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