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稹人品的讨论

　　元稹是中唐文学史上争议较多的作家，而后世人们争议的焦点又在于其人品。
　　政治品格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稹政治品格大多持非议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元稹反对永贞革新，一是他晚年依附宦官，“变节”了。然而，对于这两点，本世纪也有人并不同意。
　　针对新、旧《唐书》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元稹抨击王叔文、王伾，反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吴伟斌撰《元稹与永贞革新》为之辩解，文章首先力辨元稹《论教本书》并无反对永贞革新之意，并以为“元稹对二王、刘、柳诸人的品行非常钦佩，在诗文中对他们的才干大加称颂”；其次，他指出“元稹的政治主张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大致相符”；再次，作者又论述了“永贞革新失败后，元稹与其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对支持革新的顺宗表示了极大的钦慕，对宪宗镇压革新的行为则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又认为“元稹与永贞革新成员之间，除了政治上的同情，诗歌上的酬唱外，他们在生活上的来往也是密切的。”
　　元稹与宦官崔潭峻、魏弘简及严绶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所非议，并因此认为元稹有所变节。王拾遗的《元稹生平考略》就认为元稹“背叛了过去’德济苍生‘的信誓，向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靠近了。”董乃斌的《元稹其人》也认为“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君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文章还认为白居易为元稹所撰《墓志铭》中的“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卞孝萱的《元稹》也认为“裴垍卒后，元稹失去靠山，改变为依附严绶及监军使崔潭峻，以求进用。’前时予掾荆，公（裴垍）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几句话是元稹政治上屈服的自供。”
　　然而，也有人对元稹与宦官之关系提出异议。如冀勤《说元稹的政治品格》就认为，元稹贬官江陵时，“严绶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崔潭峻为荆南监军使，与元稹是上下级关系”，严绶礼遇元稹，“这只能说明严绶赏识他的才能”，“并不能因此证明他巴结严绶”。文章还认为“元稹在江陵与严、崔共事的五年中”，“没有一件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也没有丧失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吴伟斌的《也谈元稹的“变节”真相》则指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上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他变节是不妥的。”
　　两《唐书·李宗闽传》皆记载了元稹因长庆元年科试案涉嫌“牛李党争”之事，对此，吴伟斌《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通过对元稹在这场科试案中的表现的分析，以及此事对他一生影响的考察，认为“元稹实未参与牛李党争，科试案亦与牛李党争无涉。”《旧唐书·元稹传》还记载了宦官崔潭峻在长庆初年归朝献元稹《连昌宫词》因而使元稹得以返朝为知制诰之事，对此吴伟斌在《元稹与唐穆宗》及《“元稹献诗升职”别议》两文中都指出《旧传》所记之误，力辨元稹升职并非宦官之力，文章认为，“元稹升职实与萧倇、令狐楚、段文昌、薛房有关，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穆宗”，穆宗之所以提拔元稹原因有三：一、元稹当时所负的诗名，早为穆宗所知赏；二元稹早年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及不久前在《连昌宫词》中提出的“调和中外无兵戎”、“努力庙谋休用兵”的政治主张，正切合穆宗初登帝位时的施政意图；三、起用元稹等人是当时穆宗施政的需要，即为了打击反对拥立自己的宦官头目吐突承璀，而重用被吐突承璀所排挤的官员。
　　吴伟斌还有《元稹“劝穆宗罢兵”考辨》、《元稹与穆宗朝“消兵”案》等文，也都是为元稹的政治品格辩护翻案的。另外，吴伟斌还撰专文探讨人们普遍贬抑元稹政治品格的原因，他在《元稹评价纵览》中从“同时代人们的赞誉与攻击”、“史书不公正的述评”、“《元白诗笺证稿》的失误”等方面追踪元稹研究史，剖析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从另外一个角度蠡探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文章最后认为，“历代人们贬诽元稹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史学家们没有对有关元稹的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仔细鉴别，过分相信了对元稹贬诽的虚假材料，从而作出了不符合元稹生平的结论。后世的人们又盲从了史书的现成结论，并据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胡振龙的《后世非议元稹晚节原因初探》则在不否定元稹与宦官有交往的前提下，阐述了他对元稹晚节的看法，他认为元稹具有接触的政治才干，晚年在刺史和节度使任上政绩卓著，在朝任职时主张停止对河朔用兵，也是审时度势之论；文章还从传统文化心态的角度指出了历来人们偏爱白居易晚年洁身自好而非议元稹“谋道不择时”的锐意进取的偏颇。
　　与薛涛之关系 元稹与薛涛的关系是学界探讨元稹人品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本世纪有相当一批学者沿袭《云溪友议》、《清异录》、《牧竖闲谈》等书中的观点，认为元稹在使蜀时曾与薛涛相会，并有诗往来，有的学者还认为元稹在江陵时与薛涛“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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