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所崇拜，其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形成中，具有双向作用，一是陶侃无以过之的勋业使作为陶家子弟的渊明容易产生崇拜心理。其《命子》诗咏赞陶侃内容最多，份量最大，即是明证。二是陶侃偶像地位无形中会对后代尤其对喜摆家谱的渊明产生无以超越的压抑，并在潜意识中增加其自卑心理。尼采说，一个歌德使千万个德国青年默然失色，即是此意。 另一影响渊明心理反应模式的是疾患。渊明诗文中多次直接与间接言及疾患问题，总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人的疾病并非偶然，或后天所得，而是早年就素质羸弱；二是疾患始终伴随诗人一生，以至老病而终。如《杂诗八首》其七：“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答庞参军并序》：“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另外，陶一生乐爱闲居，厌倦旅宦巅沛，亦当与体弱多病有关。 心理学研究表明，素质羸弱之人较关注自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从而与周围环境产生矛盾冲突，落入孤独之困。再者，素质羸弱之人易自卑，总觉不如人，从而为拯救自己，往往会树立超乎常人之上的理想和志向，以此获得一种人生优越感。 于是可得结论如下：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中，有三个基本因素：一，因遗传而来并受东晋士风影响，渊明树立了冥合儒道，执著入世勋业与出世超逸风度相融合的人格思想。二，因家世衰落与卑微引起的对现实不满，因疾患引起的自我为中心个性倾向，使渊明陷入无可逃避的孤独困境，从而迫使他不得不从精神上寻找一个超现实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三，自卑情结及其超越执着。 二 始于汉末的任纵放达社会新潮，至西晋达到顶峰。但随着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及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这一幕，东晋士人开始反思任纵放达的士风，并走上一条儒道佛三家互相融合，相得益彰的道路，从而塑造了自己时代的人格理想。这一人格理想便是，既追求入世功业之显又脱略名利，不为之所拘；既向往世外超逸人生境界又富于理性精神，不任纵放荡。这一人格理想，使汉末以来士人生活中老庄思想与名教世界的尖锐冲突，绚烂归于平淡，矛盾归于和谐。西晋士人中如向秀、乐广等虽也调和儒道，然只在理论上，并未化为士人实际生活方式。东晋则既有理论，又化理论为士人行为范式，如身兼政治领袖与名士领袖双重身份的王导、庾亮、温乔、谢安等，皆可为东晋士人人格理想之表率。 渊明接受了东晋士人这一理想人格。如于《命子》诗中，他历数家谱中有功业之显的祖宗。至于东晋祖先，除了赞其功业之显外，则加上一层时代色彩。如曾祖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祖父茂“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其父“淡焉虚上，寄迹风云，冥此愠喜”，更具超逸的名士风度。另外，渊明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塑造了一代名士孟嘉的形象，他“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他不拘形迹，无论仕隐，都表现出一种“每纵心独往”、“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的风度。渊明最后赞曰：“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典型体现了东晋士人融道家忘怀得失于儒家进德修业之中的人格理想。又，于深体渊明心迹的《感士不遇赋》中，诗人写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入非分，常傲然而称情。”以“傲然称情”打通击壤自欢与大济苍生之界限，正是此一人格理想之精髓。 渊明以“傲然称情”贯注于出世与入世中，以超然得失态度为入世事业的人格理想，既得之于家世之传，又受之于时代影响，故为渊明人格层次中最高境界者，亦为最不可撼动者。如此，从深层心理上，我们方能理解渊明多次出仕与归隐，其真正目的并非执着于仕隐之形迹，如许多评论所认为，是仕隐之间的矛盾，而恰是他脱略仕隐，不拘出处，以“纵心独往”、“任怀得意”为人生目标的表现。其诗文中多次言及的“失志”，亦指此一人格理想失落而言，即无论出仕与归隐，都不能使诗人真正“傲然称情”。 家世衰落使渊明对现实不满，加上素质羸弱及老病相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使渊明与现实环境产生不可谐和矛盾与冲突，最后落入愤世嫉俗之中。他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11）、“少无适俗韵”（12）、“禀气寡所谐”（13）、“总发抱孤介”（14）。这一个性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孤独。其仕宦生涯如 此，其归隐后亦如此。本来，归隐田园乃渊明理想之选择，是其“纵心独往”（15）、“任怀得意”（16）人生态度的体现，但归隐后孤独之困如影随形，摆脱不得 ，使他对这一理想产生深疑和失望。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不仅写守穷之艰辛，更写固节困境——孤独，境遇甚为凄凉。后半写唯有于千载中寻知己，唯其如此，方见诗人现实之孤独!又如《杂诗八首》其二：“白日论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中，夜中枕席冷；气变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此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使都，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与渊明其余仕宦之作一样，抒发了行役中对田园闲居生活的魂牵梦萦：“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是年渊明自镇军参军任还归江州。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作《归去来兮辞》，从此归隐，终老田里。《归去来兮辞》抒写了归隐田园时如梦幻般色彩的景象，洋溢着诗人进入预期生活境界时那诗情画意般的感觉。然而，这只是诗人一面。作于同时的《杂诗》八首则展现了诗人另一面，也是更为现实的一面：人生无常，盛年难再；岁月不待，有志未骋；拙于谋生，慨叹贫苦。其中最真实又最荡人心魄的便是其八所写的失志和孤独。在“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17）的归隐生活里，诗人落入了“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困境。这是“禀气寡所谐”的个性所决定的，可见出诗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异与矛盾。归隐愈到后期，诗人愈陷困境。除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18）的失落之悲和世无知己外，在家中，亦可见其凄凉无慰之况。他说：“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19）、“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20）、“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21）。其《责子》诗虽不免调侃，但对儿子们懒惰愚顽，难慰己心的情形，也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然而，于贫穷老病孤独失志中，渊明表现出强大的理性超越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时代共有的把人生暂促无常提高到宇宙之理的高度，从而加以接受和肯定的思想。二是渊明以丰富的想象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以慰现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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